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同一:发展失衡的理论之源与重塑路径

作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两个维度,价值与理性的分裂不仅造成人类对自我的过度自信,从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且也使人类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精神的能量,从而丧失了道德主体的伦理关怀,泯灭了作为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自抑能力,最终导致了人类的自我异化。因此,消解价值与理性的裂痕,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最终达成以超越主客二分为核心的文化样态,就成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根本途径。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环境伦理价值

中国古代道家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给现代环境伦理学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表现为对自然界系统性、规律性及生命价值的肯定。对中国古代道家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现代环境伦理学价值维度的思考,对于在社会发展中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作用。     

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在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中,以人为本是对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扬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以人为本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依归。     

"天人合一"的生态意义究竟何在?——兼向刘兵、曹南燕教授请教

虽然"天人合一"本身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和谐,但是"天人合一"思想却具体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天人合一"所蕴涵的等级价值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不矛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我们思考生态问题的新视域,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两难困境。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底蕴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既造成对自然的破坏,也造成对人的本质的背弃。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科学主义为哲学基础,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选择。     

“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及其现代价值

人类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基本面貌。梳理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在肯定人与自然差别对立的基础上立足于人与自然的一体相通,它是有机整体论思维、直觉辩证思维和中和循环思维;"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差别对立,它是机械还原论思维、线性分析思维和主体论思维,两种思维方式各具优点与不足。以"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为主融合"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并在双向融合中构建更高层次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在思维层面为我们应对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重要支撑。     

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扬弃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性思想。科学发展观吸取了传统"和合"思想的合理因子,强调尊重科学规律,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求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永续性,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心路。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人作为绝对主体而征服自然、造福自身──的思想。它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多力量大"之发展生产力的构思;在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度的"积极平衡"之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价值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类利益视角之"改天换地"精神。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对新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促使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而扬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改择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具体反映在毛泽东的思维上:在本体论意义上,中国应该确立人口规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认识论意义上,认知与实践要做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在价值观意义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做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赢。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主体重塑

人类中心主义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生态破坏性和不可持续性,是造成发展不可持续性的根源。因此,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新的价值取向既要坚持把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又要建立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发展观,以规范和约束人的活动,使人类的活动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主体和价值取向的转换,必须对旧的主体性进行修正和完善,赋予发展主体以全新的内涵,并对主体性进行全新阐释和重塑。     

马克思主文视阈下政治实践的哲学反思

政治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政治实践在宏观层面是连接经济实践和文化实践的纽带,在中观层面是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的桥梁,在微观层面是体现政治人格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过程,以上三个维度构成了政治实践的本质定位.政治实践作为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环境中运用中介改造政治客体的客观活动,因此,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中介和政治环境构成了政治实践的逻辑要素.政治实践作为人类三大实践活动之一,对改造政治关系、派生政治认识、提升政治文明和检验政治真理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另外,政治实践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必然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呈现出实践主体从阶级向民族延伸、实践领域从国内向国际拓展、实践职能从刚性向柔性转移的发展趋势.     

价值观视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与之相应,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伦理学两派观点的对峙。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为我而存在”的,强调自然对人的工具性价值;而环境伦理学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生物都是平等的价值主体。然而,只有从自然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价值维度,才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的环境保护意识,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超越“新批评”的文学理论——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重新审视

韦勒克虽作为"新批评"最重要的理论家,但他的整个理论却特异于新批评。辩证整体观作为统领其理论的总的文学观念,贯穿在韦勒克文学理论话语的许多层面,使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明显摆脱新批评派的极端孤立文本中心主义,以新批评所没有的历史维度,尝试着对西方二十世纪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进行整合。尽管这其中还存在局限,整合的努力有限,但毕竟实现了对"新批评"超越,有着新的价值和意义。     

论中国传统生态观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契合

中国传统生态观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世界观方面看,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自然整体观"、"物种平等论"与中国传统生态观主张的"天人合一"观、"民胞物与"论相契合;从方法论角度看,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循环经济"模式与中国传统生态观的"阴阳五行"太极模式相契合;从实践观看,二者有诸多相通的"清洁生产"观念和行为。研究二者的契合性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实践主体与历史价值主体的统一——论“三个代表”的人民主体思想

"三个代表"蕴涵着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从历史的维度看,"三个代表"人民主体思想主要表现在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从价值的维度看,"三个代表"肯定了经济价值的基础性地位,是人民主体思想的合理价值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三个代表"价值主题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三个代表"要求的逻辑引申,也是人民主体思想最根本的价值指向.从历史和价值的主题中,我们不难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人的主题的高扬,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实践主体与历史价值主体的统一.     

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与唯物史观方法论

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将辩证方法发扬光大。唯物史观方法论每前进一步,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和实践就加深一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冲破了以往人本主义所存留的那些抽象迷误,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模糊认识,把人民社会历史主体地位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用“以人为本”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本原理。     

总体性视域中马克思货币概念的三重意蕴--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北大核心SSCI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秉持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统一的总体性视域,将货币置于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历史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揭示了货币所具有的劳动生成性、关系物化性与主体抽象性三重意蕴。从历史总体维度,货币作为社会生产劳动的直接代表与资本增殖中的生产要素构成了货币的生产本源。从结构总体维度,货币作为物化社会关系和劳资关系物化形式体现了货币的关系本质。从价值总体维度,货币作为现实的人的对象化与资本抽象统治的主体存在蕴含着货币的主体本性。马克思的货币概念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哲学或社会学范畴,上升为总体性、革命性的社会历史范畴,在破解人类历史上的“货币之谜”的同时,也祛除了资本主义的“存在之谜”。     

基于低碳理念的生态价值观批判与重构

"低碳经济"是人类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及其造成的生态环境后果进行反思的结果,是现时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关涉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低碳"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论纬度,为批判旧的生态价值观、重构新的生态价值观提供了重要契机。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种生态价值观各有偏颇。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生态价值观,实现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     

循环经济与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建构

循环经济的兴起是为了人，循环经济实践也依赖人。循环经济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并非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简单再现。作为人类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循环经济启示我们应树立具有如下特征的现代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坚持循环经济科学的人类主体意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应遵循循环经济理性的人类利益意识，关照人类的根本、整体和长远利益；在实践观上，应树立循环经济的人-自然与人-人关系互为中介的生产实践观，以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人类优先"理念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

"人类优先"的价值内涵不是抽象的国际意识形态,它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的价值取向,又突出了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性,还突出了人类交往范式转换的具体历史现实性。"人类优先"理念的实现需要合作、创新、共享,需要以全人类参与的新型国际博弈交往范式为支撑。在实现"人类优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应当培育发展"先实力"与"和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     

先秦道家生态观及其现实启示

先秦道家生态观饱含生态智慧,其主要内容为“道法自然”的生态本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物无贵贱”的生态平等观和“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先秦道家生态观体现了注重整体性的辩证思维特色、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特色以及主张节制人类欲望的伦理特色。深入挖掘先秦道家生态观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如今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在改造自然实践中更多地顺应自然,保持“知足知止”的合理消费观,积极推动构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