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缺陷及完善探讨

《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法典,是试图消除国际服务贸易的壁垒、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而达成的多边法律规范。然而《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只是一个谨慎的阶段性的妥协产物,仍有许多需要明确和完善之处。因此,要进一步落实各成员方对一般义务和具体承诺的履行,协调各成员方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改革完善该法律框架。     

GATS框架下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

我国“入世”后 ,开放服务业市场将是必然趋势。当前 ,影响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因素主要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税收体制不合理、体制垄断、管理体制混乱及劳动力素质与科技水平低。推进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必须在GATS框架下进行 ,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 ,加强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 ,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GATS与我国的服务贸易立法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保障。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来说,加入GATS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国服务贸易自由立法的现状与不足,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立法     

国际服务贸易之反倾销法律制度初探

反倾销法律制度是WTO所允许的国际货物贸易的有效保障措施。在贸易自由化浪潮下,国际服务贸易遭到不公平竞争的损害和威胁,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在国际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缺位的情况下,探讨货物贸易的反倾销制度与服务贸易接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以GATS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尝试对服务贸易的反倾销制度进行实体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法律制度分析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inTrades,简称GATs)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是国际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自由化的里程碑,它对于消除和降低贸易壁垒,消除服务贸易的垄断,推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也只是一个谨慎的阶段性的妥协产物,仍有许多需要明确和完善之处。     

西部地区国际法律服务贸易的现状与发展

国际法律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不可逆转的渐进趋势,随着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交往的发展,人员、资本、技术等跨国流动的频繁,产生了对跨国律师服务的需要,直接推动了法律服务贸易的国际化。西部地区国际法律服务业缺乏竞争力,如何创建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对西部对外经济飞速发展意义重大。     

所得税壁垒的消除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所得税领域的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能够对服务贸易产生扭曲作用.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另q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来实现的.但是,WTO体制本身不解决双重征税,也无法有效处理税收歧视问题;而税收协定对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的消除也是不彻底的.同时,WTO体制和税收协定也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投资协定性质

《服务贸易总协定》在性质上是各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并非贸易协定,这是由服务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性质和宗旨看,发达国家有意搭多边贸易体制的便车,以服务贸易之名行对外投资之实;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的分类看,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无疑要伴随着跨国投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看,这里的待遇实际上是给予服务的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给予作为商品的服务;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市场准入的规定看,市场准入允许服务提供者在他国进行投资设业,这涉及东道国对外资的审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不仅丰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议题,也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法律问题探讨

各国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普遍对国际服务贸易实行了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挡或限制外国服务贸易的进入,从而形成了服务贸易的壁垒。我国应积极完善金融体制,加强对外贸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实现自由化与监管政策的平衡互动。     

WT0框架下我国服务贸易救济制度的构建

贸易救济的范围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还应适用于服务贸易。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中规定了一些对服务贸易进行救济的措施,但由于这些规定的模糊性以及我国服务贸易救济体系的缺失,使得在服务贸易领域进行贸易救济非常困难。在当前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相对较弱的背景下,应该在WTO框架内着力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救济制度,即服务贸易反倾销、反补贴和紧急保障措施制度。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