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

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大全局性影响,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升到各国政治议程的前列,全球力量中心正从欧美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性的"政治兴奋和活跃"继续扩散,从而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现今的国际多边机制无论在充分性、有效性还是合法性上都存在日益严重的"能力赤字"。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多边外交进程中,面临日益上升的发挥"领导"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需要我们在多边外交中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家身份定位,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有机结合近期和长远目标,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中国外交进入多边时代

200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中国外交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创新和调整，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一点是，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显著增加，其地位有了质的飞跃。     

论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

整体外交是大国以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为平台,推动与利益攸关群体进行整体合作的一种外交范式。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双边合作型("1+N")、主动接触型("N+1")、地区互动型("1+N+X")和全球磋商型("X+X")。中国对中东的整体外交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开展全方位合作、运筹与大国关系、推动中东国家利益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平台,体现出重进程轻制度、重官方轻民间、重经济轻安全、重微观轻宏观、重中央轻地方的特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广的重要手段,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既要重视中国参与的多边组织,也要重视既有的双边伙伴关系网,同时还应发挥中国外交优势资源。在整体外交推进过程中,中国应增强话语权,多渠道推动中国与中东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从上海合作组织看中国“新外交”的探索北大核心CSSCI

在新世纪的外交实践过程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包括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在内的一些新做法和新思路,被称作中国的"新外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的"新外交"在安全合作、经贸发展、国际秩序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具体体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涉及大国博弈、地区合作、经济发展与文明对话等议程。在多边框架下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国家间的务实合作,坚持与世界其他力量的对话而非对抗,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地区的繁荣,这些既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新外交"的发展方向。     

中国多边外交60年:成就与挑战

<正>自1954年中国参加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以来,新中国的多边外交已经走过了整整60个年头。60年来,中国通过多边外交,传播了中国对国际关系及国际事务的理念与诉求,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有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通过多边外交,中国还有力促进了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维护了地区及全球安全与稳定。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它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大局,在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应该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角色

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多边外交政策和行为是其在多边制度框架内角色定位进程的直接产物,而多边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于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以及角色实践的主动性。着眼于有效推进自身在中亚和周边的利益诉求,植根于日益提升的国家实力以及政治和外交能力,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角色实践,使其成为制度化的推动者、议程的设置者、规范的塑造者。鉴于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一方的角色实践始终面对他者的角色预期或者角色要求,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互动进程中,中国需要继续提升自我角色为他者所接受的程度。这尤其要求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积极倡导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合作共赢,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共享规范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集体身份"的塑造者。     

改革开放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多边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全方位参与多边经贸外交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的世界贸易体制内的参与及发挥的影响力,对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该领域的建设性作用进行了展望。     

“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外交研究不被重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方面，即传统的外交研究的理论价值较小和政府主导的外交日渐式微。为了使外交重新成为国际关系学关注的核心，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制度主义能够为外交研究的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帮助。由此，对中国外交一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如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的方式、外交制度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大国威望与外交手段之间的关系、国际制度和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可以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

传统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90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这三大历史潮流,领导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最初的消极、被动和单一走向今天的积极、主动和全面,始终致力于和平外交、开放外交和独立外交,并且很好地把握了物质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平衡,包括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平衡,更侧重物质利益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与更侧重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关系与多边外交的平衡。中国传统外交的这一不断发展,既使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为中国传统外交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世界形势大调整大变革中的中国外交

国际社会正面临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出现以来最复杂的大变化大调整,它表现在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新的外交形式的出现、全球性话题的突出和中国地位与作用的提升等方面。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外交也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美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政策的调整。     

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Contest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y integrating it: the cas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ell us about China’s percep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paper takes an inductive approach by examining the BRI for a two-pronged purpose: first, to understand China’s perce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y examining Beijing’s official discourse around its intentions and vision for the initiative; and, second,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hinese norms are diffused and normalised in Global South states. I find that Chinese policy navigates a dialectical interchange between upholding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alternative norms and practices to reform parts of the order that are unsatisfactory to Chinese interests. To answe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uzzle, the paper finds that a central socialisation mechanism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for Global South states occurs through professionalisation training programmes. These programmes allow for Chinese expert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know-how to be shared with and mimicked by elites and civil servants across many Global South states.     

Norm-making,norm-taking or norm-shifting? A case study of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in the Jakarta–Bandung high-speed rail project

This paper’s main aim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bate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rise on the established norms an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o do so, it zooms in on a sing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he Jakarta-Bandung high-speed rail line, which involved intens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how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 non-Western emerging power, and Japan, an OECD member, led to a recalibration of both China and Japan’s approaches to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ather than straight convergence or competition between diverging models, there is an ongoing process of two-way adju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ominant global norms and practices. We also argue that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rules of the game’ of 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ers should avoid positioning inquiries within the premises of China’s one-directional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regime. Rather,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a complex set of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China, host countries and other ‘socialised’ actors, and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them.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与外交思想笔谈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资源,这是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丰富外交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学理源泉。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外交价值观一以贯之,外交思想和原则具有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党的外交思想坚持人民性、独立性和时代性。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体系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开展涉港国际斗争,坚决反对与遏制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安全理论建设具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理论指导,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的具体体现。     

中国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

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即开始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展公共外交,以便增进外国社会公众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本文就开展公共外交与建设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如何通过公共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必须克服的思想观念障碍,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新进程及其影响

针对数字经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于2013年被正式提上议程,并逐渐形成了以双支柱为核心的税改方案。2021年10月,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式获得大多数改革参与国同意,计划于2023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未来将对全球税收治理、全球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和避税型离岸中心等产生持续影响,也将给中国完善税收体制、发挥大国优势、吸引中资跨国数字企业回归、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与创新等带来机遇。但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同时会收紧中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对香港金融稳定也会造成影响。中国应以本轮国际税收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参与,并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加快市场化建设和金融开放进程,在自贸区对标高水平国际创新,以及提升香港内生增长动力和稳定性。     

回应与超越:试论中国网络外交战略

网络外交是由信息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型外交方式和途径,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目前中国在网络外交领域面临诸多国际压力与挑战,同时,也存在创新意识不足、运行机制滞后和技术操作生疏等内在问题和局限。在信息时代,要大力构建和提升中国网络外交战略,通过更新思维、创新体制、开发技术不断增强网络外交的软实力,积极倡导世界互联网良性治理结构,为国家和平发展和整体外交工作注入活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