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领导干部收受“红包”问题之管见

乡镇领导干部收受“红包”问题之管见李广明近年来，乡镇领导干部收受“红包”问题十分突出。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也侵害了干部队伍的肌体。因此，研究和探讨乡镇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的特征、成因及其对策，对于打击和预防基层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活动，培养一支过硬的...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不应“抓大放小”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是在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经过2006年的修订。适应新时期党建工作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深入的需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情况下。再次修订而成的。     

谈领导干部收受现金的畸形心理

近年来，领导干部收受现金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成为阻碍党风廉政建设的“顽疾”和败坏社会风气的“毒瘤”。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在一定动机支配下产生的，动机是行为的原型，行为是动机的外显。认真分析领导干部收受现金的动机和行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心理扭曲，思想蜕变，是非模糊，私欲膨胀是这些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内在原因。     

收受此类“手续费”是否属于受贿

[基本案情] 何某系某电信局部门负责人。2000年4月份,该局为扩大电话初装业务,对内公布“促销”政策:凡是介绍安装一部分,奖励介绍人30元。何某找到社会闲散人员刘某,告知其此政策,并提出刘某介     

收受“坐牢补偿费”的法律分析

本文对收受＂坐牢补偿费＂现象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认为腐败官员出狱后收受原行贿人的巨额钱款,具备受贿罪要件,构成受贿罪。     

“疑罪从无”不应打折扣

在一篇报道云南孙万刚死刑改判无罪案件的文章中,最高人民法院刑审庭一位庭长认为,“疑罪从无,无罪放人”是审判机关一种理想的追求。具体到个案时,并     

浙江将严处收受索取“红包”者

最近浙江省卫生厅出台《关于严禁收受"红包"的规定》。规定要求各级医疗单位工作人员必须严守职业道德,廉洁行医,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一律不得收受病人馈赠的"红包"、有价证卷和贵重物品。对于违反规定收受病人"红包"者,除追缴"红包"财物款外,还处以1至3倍的罚款,取消当年晋升技术职务的资格;凡收受"红包"累计金额在1000元以上或收受"红包"次数较多,暗示病人送"红包"者,除给当事人罚款外,给予降、解聘技术职务一年的处理。医务人员向病人索要钱物,或因病人不给好处,推诿拒治危重病人,或乘病人之危进行敲诈勒索,或玩忽职守造成重大医疗责任事故,除对当事人作出处理外,再处以1000元至3000元罚款,事发当日起5年内不得晋升技术职务,降、解聘技术职务二年。     

不应遮挡“最后一面”

2013年7月12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犯有集资诈骗罪的曾成杰执行死刑。曾成杰的女儿在微博上称，执行死刑当天家属没有接到通知，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7月14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微博回复称，在对曾成杰执行死刑前验明正身时，法官告知其有权会见亲属，但曾成杰没有提出此项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423条规定，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在曾成杰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法院人性化的做法应该是通知其家属，告诉他们曾成杰将于什么时间被执行死刑。如果家属提出申请会见，法院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安排会见。     

国家赔偿不应只是“抚慰”

曾一度"山高水长"的国家赔偿,在浙江"张氏叔侄冤狱"的善后上变得快捷起来。今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再审公开宣判"两张"无罪。不到两个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已经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总额为221.14612万元。国家赔偿法于2010年完成了一次大修。赔偿理念的纠偏、外部监督的强化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有了这些颇受关注的冤狱赔偿在时间上和数额上都进步显著。这虽是时势所然,也值得认可。但问题在于,现行国家赔偿金的计算仍然采取的是低标准的、平均主义的"抚慰性赔偿模式"。这与国家赔偿法所开宗明义的"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相去甚远。国家赔偿法首先是一部"赔偿法",公民权益受国家行为侵     

“以人为本”不应是空话

前不久,某市领导在创先争优活动动员会上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创先争优活动抓实、抓具体、抓出成效。他说，“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话，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疾苦，就是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几件事，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此言一出，令人拍手称快。     

预售不应规避“后悔权”

“双十一”预售疯狂,问题也出现了--到底“双十一”预售商品是否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购买这些商品是否就意味着被“套牢”？记者与一些卖家沟通后发现,卖家通常不会同意退货,但部分卖家在换货问题上尚有商量余地。对此,天猫回应称,预售模式“以销定产”,有别于传统的库存销售模式。     

法律文书不应生造“简化字”

编辑同志: 有的法律文书使用生造的“简化字”,往往有悖原意,甚至使人发生误解。下面略举几例。 “简化”后产生歧义。如:“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三百另三元”。按其本意,“另”应该是“零”,即收取案件受理费三百零三元,“零”系数目,在计量单位中表     

“不应纠正”小析

在统计复查冤、假、错案件的数字时,我看到有的表格中列有“不应纠正”一项,其意是:不应当予以纠正的有多少件。笔者认为列“不应纠正”一项欠妥,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不应纠正”在表意上是不对的。何谓“纠正”?纠正是对“错案”而言,凡是错判的都在应纠正之列。相反,对未判错的,当然没有什么“纠正”可言,更不能因此说“不应纠正”。     

不应判处“不予刑事处分”

最近,我们从一些人民法院的简报、案例选编以及工作报告中援引的法律文书上,有的判处“不予刑事处分”。对此,在一些同志当中产生了一些争论。据我们了解,判处“不予刑事处分”的案件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是     

“110”不应成摆设

“110”是干什么的?恐怕连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110”是人们遇险时寻求救护的一条捷径。“危难时刻请拨打110”,这是各级公安机关对全社会做出的公开承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河南省卢氏县城区一个体商店被盗时,目击者两次报警却遭到该县“110”的     

辩护律师不应公开“意见书”

公安机关经过全面收集和审查证据,认为人犯的犯罪主要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认为具备免予起诉条件的,则制作《免予起诉意见书》。这些意见书是公安机关对人犯应否起诉的意见,它能否成为现实,需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公安机关的意见书中可能会遗漏罪行的某些情节或者余罪,也可能遗漏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罪犯,或有某些不周密之处。这种情况经过人民检察院的审查是会得到纠正和补充的。由人民检察院制作的起诉书,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法律依据。而公安机关的意见书是司法机关内部的工作文件,属于机密性的司法文书,虽随卷保存,但不能公开其内容。     

“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刑法解释适用

在具体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数额时,应将行为人因收受干股而实际分得的红利计算在受贿数额内;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应将行为人收受干股按其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其在案发时对应的公司实际资产收益价值计算在受贿数额内;已确定分红的具体标准或者具体数额而尚未实际分得的红利也应将其计算在受贿数额内,但股份未实际转让的干股不得将干股虚设价值作为受贿数额认定.同时,要依法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犯罪停止形态,对于干股及其收益应依法予以特别没收.     

“逻辑推理”不应比作“刑罚依据”

曾经坐在庄严的审判席上的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简称乌铁中院)却站到了被告席上,因涉嫌单位受贿罪,接受兄弟单位——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官,一旦被金钱侵蚀,法院的公信力是否还存在?法院成为单位受贿罪主体合适、合法吗?继上期大讲堂开展讨论后,本期将继续对这话题进行一番探讨。     

领导干部不能“嫌贫爱富”

一些领导干部当前有一种“嫌贫爱富”的倾向。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普通百姓的疾苦安危和呼声漠然处之,不闻不问,却热衷于为商务活动剪彩捧场,忙于出席各种典礼酒会,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为企业家和企业“服务”上。有的地方动辄用财政资金重奖企业家,有的甚至将从农民那里强行征用的土地以所谓     

打击非法传销不应“松紧结合”

5月4日中午,合肥市临滨苑小区发生数百名传销人员暴力抗法事件,致执法人员3人受伤较重,警方抓捕暴力抗法者5人。临近中午12点,100名公安特警赶到现场增援,抓捕带头闹事者5人,涉嫌传销人员陆续散离现场。(5月5日新华网)数百名传销人员集体抗法,甚至袭击警察,致3人严重受伤,可谓无法无天,嚣张至极,对这伙凶犯进行依法抓捕,可以说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