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治”结合实现乡村善治

正乡村善治如何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完善村民自治的核心是顺应自治功能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应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选举担任村委会主任;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继续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     

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B村的个案研究

将村民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的"自救"改革,虽然有利于重拾自然村作为治理单元的特有价值,但并不适宜在人口外流型农村地区推广。作为人口外流型村庄的鄂西南B村,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契机,建立了乡贤道德评判团、村民自治议事团、"雷锋"志愿服务队、"五老"协会、全域有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横向拓展"。这是一种在保留和发展村委会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体共治为特征的村庄治理模式,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虽然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仍存在治理权源缺失、生成逻辑不足、组织设置冗杂、发展支撑阙如等问题,应通过寻求法律赋权、夯实底层基础、优化体系设置以及创新支撑制度予以解决。     

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

税费改革后，我国形成了项目制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各地农村的情况来看，项目制面临着资源投放效率低和基层治理矛盾频发的双重难题。针对项目制的实践困境，四川省成都市通过改变资源输入方式，落实村级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激活了村民自治，形成了农村公共品的民主供给模式，确立了村社的主体性地位，打通了“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各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关联。此种公共品模式还起到了培养村庄民主风气作用，促进了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片区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在乡村振兴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下,"片区"已成为部分地区进行村民自治试点的新型治理工具。"片区自治"将人为划分的片区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使其成为"村"与"组"之间的一种非正式治理单元,从而实现治理单元的适度下沉和重塑治理单元的配置模式,以及促进乡村治理结构层级化和弹性化的一种实践形态。"片区自治"的生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村治体系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政策试点空间的政策性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同性因素以及适度规模效应的组织性因素等相互激荡而成。行政力量持续助推、基层党组织建设、新型自治组织营造、治理规则创制成为"片区自治"得以运转的有效支撑。然而,作为一场探索中的实验,"片区自治"尽管在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网络、提升村民自治能力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厘清自治权能、提升组织能力等途径提升农民主体性。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灵?——以A省C县“一村一警务助理”为例

打造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赋权社会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力量的意图在多层行动者的行动张力下产生偏差，导致置身一线治理情境中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因无力调适权威逻辑与基层社会的紧张关系而选择逃离。多层主体行动逻辑的抵牾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机制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摇摆，使融合国家正式治理与乡村内生资源的基层简约治理创新被科层体制外部化。实现基层治理的简约高效必须突破层级化科层节制，重塑内外均衡的治理情境。深入推进组织调适、政党统合、权责耦合与主体激活机制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理顺科层体制内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双向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试点的模式、问题及改革

我国2014年启动的村民自治试点,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由农村传统经济领域向农村综合治理领域的拓展与转变。村民自治试点纳入了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与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区域多样性以及发展的渐进性产生着诸多冲突。未来的改革要着力于厘清村民自治与现代国家多层级治理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多层级治理间科学、合理性的治理逻辑,针对现实问题,强化乡村自治自主性的保障,维护乡村治理的应有空间,以自主性推进多样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治理的渐进发展。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关系国家治理全局。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乡村治理的短板(一)组织短板乡村治理普遍存在组织短板。对上,是各个职能部门,对下,是广大老百姓。涉及的具体事务包括党建、统战、民政、农业、林业、水利、城建、招商、信访、综治、计生等方方面面。乡村往往疲于应对各项事务性工作,忽略了组织建设。且相较城市,乡村年轻党员数量偏少,党员年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有部分乡村甚至几年没有发展新党员,党员队伍出现老龄化趋势。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H村为例

村民理事会是近年来乡村出现的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其产生是在后农业税时代资源下乡过程中,对乡村行政化治理的一种纠正。与城市基层社会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同,村庄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层协商重要形式,村民理事会内在的运行机理主要依靠其成员的面子以及与村民的人情关系。现在村级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村民理事会在农村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村级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要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健全村级协商体系,推动行政化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结合。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     

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运行逻辑——基于鄂中W村的实证调研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村庄成为承接项目的基本单位,如何对项目资源进行分配和平衡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有效回应村民的需求,村级组织基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在村民自治及民主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分配型协商民主模式。该模式通过组织的设置与调整,为村民搭建了双层议事平台,以村干部入户访谈和公共项目清单制的方式广泛吸纳和整合民意,通过规则的创新与建构保障村民的有序表达和协商,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结果的达成,有效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的对接。分配型协商民主坚持村民的主体性地位,激发广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分配,通过分层级的协商机制保证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空间,提升决策的效率;同时,坚持以公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提升村级组织的自主回应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乡村“微自治”:价值、困境及化解路径

实践表明,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自治基本单元的乡村"微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实现方式,乡村"微自治"因具有内生的强大自治活力,对于发挥农民的自治主体作用,破除建制村自治长期以来难以"落地"的窘境和增强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乡村"微自治"又存在民主协商的基因易被阉割、自治权易被行政力量消解以及自治重心下移导致民主自治的褊狭等问题,而且可能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要达到"政经分离"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相背离。因此,在坚持自治为基础的前提下,寻求社会与行政、自治与他治的合作治理和良性互动,是乡村"微自治"持续有效运行的根本路径。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与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基于广西H县农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村民小组在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仍有可能发挥其重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潜力。与村民小组在组织关系和权限上隶属行政村、村民自治基本上由行政村决定的"村强组弱"不同,"组强村弱"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意味着村民小组在资源下乡和各种制度建设过程中相较于行政村一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空间,而行政村一级既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源,又缺乏可用的经济资源。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之下,村民小组长如何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联结,将深刻影响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功能的发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工作能力,是影响村民小组长与村民、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所处关系形态的关键变量,而这种关系形态又直接决定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基于对东莞市D镇X村的考察

围绕着村干部职业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两方各有道理又各不充分，这使得实地考察成为拨开迷雾的有效路径。以东莞市D镇X村的治理经验为样本，发掘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低度分化、社会空间的规则化、内生型治理事务密集化、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强监控力度构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权责明晰的分工体系、标准化的办事流程、奖惩有度的动力机制、稳定有序的干部再生产机制保证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了“强当家人”与高度自治、“强代理人”与积极行政并存的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村干部职业化并不一定带来“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后果。     

村级组织建设中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对策

在推进村级组织建设的过程中，要通过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村干部队伍选拔使用机制、村民素质提升机制和村级事务决策约束机制，着力解决制约村级组织作用发挥的四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