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溯源中的科学问题

在风险社会中,我们会对科学寄予更多的期望,但是我们既已拥有的科学却无法承载起我们的期望。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是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包含着普遍主义精神和同一性追求,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是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开展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然而,进入21世纪后,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面对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致使科学中的普遍主义精神和同一性追求与现实行动的要求相冲突。从思维方式上看,工业社会的科学是在线性因果关系的链条中去建构认知模式的,而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必须时时准备应对原因不明的危机事件。这也要求科学应当转向服务于当下的行动,而不是计较于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而且既有的探寻原因的线性思维也无法取得正确的认知成果。风险社会中的科学重建应当探寻一条融合之路,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应当努力去把握一切融合的机会和可能性。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张康之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著作,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合作行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们称作风险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条件下,探寻集体行动的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致力于理论创新的著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中探讨了合作行动,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做出了全新构想。作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迫切性程度很高的基本主题,需要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这一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     

制度创新的风险意识诉求

“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向来所认为的“常态社会”是有序的并且是按照固有规律演进的。而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无法预料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性的状态。制度创新作为风险社会中的一种存在状态或者活动,它的风险性体现在预测功能上。所以实现制度创新,具备甚至提高人类的风险意识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制度创新的风险意识是专家与公众之间互动的结果。制度创新中的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提醒我们从整体的观点去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必要性,而风险意识的确立则是对制度创新的技术性反思。     

关注非传统安全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一种新的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如“9·11”事件、“非典”肆虐、“别斯兰”人质危机、印度洋大海啸等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向世界各国提出了新的课题：在重视传统安全的同时，必须重视非传统安全。深入探讨非传统安全的分类和特征，分析非传统安全对我国的影响．积极寻求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有效措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四重逻辑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二十大报告的创新论断，有着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横向空间的本土化和纵向维度的实时发展，是被实践反复检验为正确的具体化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百年党史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彰显对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的高度认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自信，对新征程上接续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回答好“谁来结合”“结合什么”“怎样结合”三大问题。     

在风险社会中看权力及其表现

权力是一种贯穿于人类文明史的社会现象，人们往往是在实体性的意义上来认识权力的，其实，权力是一种力量对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力量。在力量对比中，权力发挥了控制、支配的功能。近代以来，在社会分化中出现了政治权力与管理权力，但政治过程中存在着管理权力，而管理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力量对比关系，权力取决于这种关系两极的状况，互以对方为权力存在的前提。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意味着结构性、制度化权力存在的基础丧失了。当然，在合作制组织中也可能存在着权力，但那必然是临时性的权力，仅仅存在于具体的合作行动中，而且取决于承担任务的需要。风险社会意味着结构性、制度化权力的终结，我们必须学会在没有了权力整合的情况下开展集体行动。     

论历史转型中的社会重构:出发点、目标与行动——读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这要求我们为后工业社会的建构做出努力。本文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张康之教授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进行解读,认为该书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把握住了这一时代背景中社会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从此现实出发,揭示了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真正原因,并发现了"人的共生共在"这一时代主题。为了走出风险社会、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就必须依据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对社会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作者构想了在合作行动中进行新的社会建构的基本思路,并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实现社会建构目标的方案。     

创新者胜

在社会发展越来越理性化的今天，人类对自身发展得出的一个真理性结论应该是“创新”。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人们为了生产而使用的生产工具，还是人们在生活中享受的各方面物质条件，其得来的途径莫不始于创新。人类从使用石器到创造了冶炼技术而使用铁器．再到发明了机器，直到今天使用上电脑等；都是创新的结果。创新使社会进步，使人类升华，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概括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创新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概念，无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科学技术领域以及思想文化、宣传理论、精神道德等领域，创新都是其生命力所在…     

“最优化”与唯物辩证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自己的每一项行动都有更高的要求。譬如人们,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精确的安排,完成最多的任务;为了生产优质产品,要求通过科学的计算,使各种消耗达到最小的程度,经济效益却达到最大的程度等等。对于这些“最大”和“最小”的问题,人们现在都称之为“最优化”问题。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     

领导干部非传统履职风险的类型、构成原因及应对方略

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处于前所未有的履职环境，由此也面临着非传统的履职风险。官员的“高危”显然属于发展型的高危、弹性高危和主动型高危，只要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廉洁奉公，无论在什么“高危”的领导岗位上，都不存在风险。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严于律己，禀持为政之德，把强自身作为履职根本；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创新干部考核方法，扩大社会监督，强化领导干部个人道德修养。     

21世纪——世界经济“四化”的世纪

主题阅读：展望评说新世纪21世纪，世界经济将获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大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不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化”，即“信息化”、“全球化”、“一体化”和“多极化”。一是经济信息化。它表明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新的高度。经济信息化指的是信息产业在世界范围迅速兴起和发展的这一必然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当前突出地表现为它已使经济信息化成了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不可抗拒的潮流。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使新的产业部门不…     

论环境生产中的主体

当下的“全球问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彰显紧张状态。而环境生产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将自然主体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并与人类主体一起被确立为环境生产的“双重主体”。环境生产中的主体性研究，为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更好地促进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有机的交融，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十分深远。     

在领域融合中构想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领域分化开始逆转的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打破了地域界限,却又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进入了领域分化的进程,形成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三个基础性的领域。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就是建立在领域分化的前提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一切安排和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依据领域分化的现实做出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则呈现出领域融合的趋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变革必须根据这一新的趋势去开展行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席卷全球的改革运动之所以没有使社会治理的状况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反而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风险社会,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根据领域整合的新趋势去进行改革。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领域融合趋势,并据此去构想社会治理变革的自觉行动方案。     

社会结构视野下的国货消费——认同梯级、认同光谱和认同施行

中国当下的国货消费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折射了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为了深化对国货消费的认识，有必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国货消费现象进行分析。从全球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国货消费可以区分为“冲突国”有涉的国货消费和“冲突国”无涉的国货消费。与此同时，国货消费有四个不同的维度：政治的、社会（社会心理）的、文化（时尚、国潮、习俗）的和经济（经济传统主义）的维度。这些维度彼此有联系，但也存在区别。人们选择哪一个维度的国货消费，与社会阶层结构有某种联系。从国货消费现象可以看出，消费是一种认同施行，而认同施行涉及认同梯级、认同光谱和认同成本，可以成为消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     

论合作行动体系中的规则

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都离不开规则,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规则的含义,因而,社会治理无非是建立规则和使用规则的活动,是运用规则和维护规则的活动。然而,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规则的形式和作用都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规则从属于和服务于权力的巩固和行使;在工业社会,规则就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它既被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被用来规范权力的行使。工业社会中的规则具有高度强制性,任何一项社会行为的发生,都被要求遵从规则,而且可以主要被用来防范越轨行为。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集体行动的方式从协作行动转变为合作行动,从而要求规则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功能也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合作行动中的规则是辅助性的,却又是合作行动的必要支持因素。在合作行动中,行动者不应被动地接受规则的规范,而是应当主动地超越规则的要求。     

试论信仰的引领和凝聚作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仰的价值论考察

“引领”和“凝聚”是信仰的两个主要功能,它们与人的超越属性和社会属性相适应.信仰的引领作用表现在引导人们超越当下的行动方向上,而这个行动又构成了对于现存事物的一般规定;信仰的凝聚作用表现在人的担当责任的崇高追求中,这个追求使得人成为社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信仰的引领和凝聚作用的现实意义是在人追求幸福的活动中得到落实,而其中的要点则是道德情感的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具有这种视角中的“引导”与“凝聚”作用.     

中国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的原因探析

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所有民族国家追求的永恒主题。除了传统安全因素之外，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并且进一步指出，“非传统安全是指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