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政村治”到“三治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等变迁历程,实现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在于二者都坚持以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依归、以农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及实践过程的贯通衔接、一体推进。因此,可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重塑乡村社会资本、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等路径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从而加快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优势、内涵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核心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资源优势。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文化对村民价值观的影响、农村利益分化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完善党建领导机制、健全核心价值引领机制、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制度治理机制,提升自身的整合治理能力。     

内外资源聚合转换驱动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要将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等外源性资源与生态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资源、人文心理资源等内源性资源聚合转换,产生类似于化学聚合反应的效应,生成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使国家整体规划与地方自主探索、乡村主体建设者与参与建设者、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协同整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县域的功能定位及实践路径北大核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突破以县城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重分析县域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乡村振兴是运用国家力量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乡村振兴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切入,以“空间—功能”为分析框架,探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县域功能定位及实践路径。县域既是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层级,又是能够完整囊括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基础单元,同时还是最直接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资源配置单元。因此,县域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运用建制性权力和权威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地的政策执行力,具有以县城为龙头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承载力,同时还具有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力等功能。探索县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需要坚持融合发展理念,推进以县域农业为主体的产业融合;坚持系统理念,优化配置以乡村为主体的城乡公共服务;坚持共享理念,推动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法治素养提升的路径

农民是知法、用法、守法的重要主体,农民法治素养的培育是乡村法治建设的重点与难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依法治理的理念,离不开农民法治素养的提升。当前,农民的法治意识还比较薄弱,必须进一步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建立健全乡村法治建设的长效机制,切实增强农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现代性意蕴中的国家与社会:梁漱溟重建乡村社会的主旨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乡村向来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基本而又独特的单元,如何理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基在乡村,只有建立起农民自主的乡村组织,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培育起农民应对现代化挑战的能力;而保持乡村社会建设的相对独立性,造就农民自主、自觉的乡村社会则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所在。梁漱溟所提出的以乡村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国家发展的独特构想为当下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乡村振兴视域下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宁夏的考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促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建设、农民就业、农民增收、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宁夏为例，乡村旅游发展在顶层设计、资金保障、行业管理、产业融合、设施建设、宣传营销等方面存在不足，解决这些问题是宁夏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应科学统筹规划布局、加大资金保障力度、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旅游宣传推介，多措并举促进宁夏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与和共享:以治理创新助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基于广东佛冈华琪生态村项目的分析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宜特色。这其中,现代生态农业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很多资本下乡型生态农业项目中,农民游离于项目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看客",而现代生态农业也因未能将当地农民有效纳入产业体系而遭遇乡土困境。为此,新时代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应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通过推进以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实现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机对接,进而改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以实现现代生态农业项目在乡村社会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乡村文化的协同治理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寻求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需要挖掘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关注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乡村文化,分析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协同治理理论和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为乡村文化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的协同,治理内容的协同,治理主体的协同与治理路径的协同。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以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实践为例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蕴含着深厚的学理逻辑。政治逻辑层面遵循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理论逻辑层面体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历史逻辑层面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优良传统,现实逻辑层面回应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创新实践,通过搭建“说事”平台、设定“说事”内容、制定“说事”规范,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引领作用,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彰显了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走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乡村治理新路。利川市的实践探索有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体现了“组织—内容—制度”的逻辑框架,通过“组织再造”整合了党组织资源,提升了组织动员能力;通过治理内容的优化,回应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通过制度建构,重塑了乡村治理规范,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行动,要以增强农村...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内蕴、困境与路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农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能力不高、农村文化治理和乡村规约治理成效不足、数字化治理能力匮乏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结合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以创新引领为重要抓手,构筑“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数字治理+创新治理”为内核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基于此,以“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强化“三治”融合,以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注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和主体培育、制度机制和文化引领、数字乡村和特色推介、借智引智和学习培训等方面加强,进而从理念、能力、平台、环境和机制等层面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现状与问题——基于杭州市萧山区两镇的实证研究

基于杭州市萧山区两镇调查数据的剖析可知,当前发达地区农民对生活品质建设等民生问题的解决满意度较高,但当前农民生活品质提升仍面临许多问题与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的未来发展。以新型乡村精神共同体建设为载体,乡村的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各项政策制度成龙配套、治理策略和手段的调整、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基层制度建设及农民信仰与意识形态社会化整合等是促进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新路径。     

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担负着教育与监督党员、团结与动员群众、发展与振兴经济等方面的责任和使命。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大力整合资源、统筹考虑、综合施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新的挑战。不断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在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等关键领域重点发力,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引领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