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若干问题探讨——纪念1954年宪法颁布五十周年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唯一运用制宪权而制定的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1954年宪法在国际范围内也体现了一定的宪政价值.1954年宪法的历史局限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应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地位与影响,从历史中寻求宪法发展的规律,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     

在我国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之我见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在我国1954年宪法中予以规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却取消了这一规定。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和加入 WTO,在宪法中尽快恢复我国公民的这一权利已显得十分必要。     

试论1954年宪法的过渡性及其影响

1954年宪法就其性质而言 ,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一方面 ,它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国家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提供了宪法上的保障 ;另一方面 ,由于宪法本身的“过渡性”的局限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完善和宪法自身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及其在现行宪法中的确立 ,从某种意义上是总结了 1954年宪法“过渡性”的经验和教训     

增强宪法观念 保障宪法实施──纪念“五四宪法”颁布40周年

今年是我国“五四宪法”颁布40周年。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开辟了我国宪政史的新纪元。1954年6月14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将通过时，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①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到各地各有关方面，在宣传宪法、贯彻宪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声势浩大的“一五”“二五”普法，广…     

1982年：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一座丰碑

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其制度化进程始于新中国筹建之时,因为1954年宪法与政协章程的制定而得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传统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82年通过民主协商修改了宪法、党章和政协章程,分别体现了国家、执政党和人民政协的意志。三大制度的修订过程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而其文本规定则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依据,从而推动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2年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我国六十年宪法修改的反思与前瞻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新中国宪法的历程是一部立宪和修宪的历史。我们在修改宪法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自1954年宪法以来的修宪历程,并着重剖析历次修宪的意义与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我国宪法修改的经验和局限性,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和修宪程序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现行宪法的建议。     

经济变迁中的宪法——兼论我国宪法经济条款的创制与修正

近30年来的经济变迁,不仅为我国宪法秩序的建构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对现代化转型期的制度变革提出了挑战.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在反思问题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宪法修正,清晰界定了产权,确认了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就经济秩序与宪法秩序的建构而言,仍有不足之处有待弥补.     

论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两个基本问题

"监督权"比"诉愿权"更适合作为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6项权利的概称。监督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权"思想发展的结果,并非请愿权观念的发展形态。权力形态的监督权可否作为公民权进入宪法,取决于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否允许个体公民实施该形态的监督行为。监督权在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位置的合理性,可通过考察制宪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政策背景和法律体系完备程度予以证明。     

关于宪法修改的几个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

一、我国为什么要对宪法进行修改?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如果宪法不稳定,不仅会破坏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而且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是说宪法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宪法本身也需要向前发展,必要时也要对其进行修改。修改宪法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需要按照特别的程序来进行,比修改其他法律更加严格、更加慎重。中国宪法是1954年9月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制定的,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全面的修改,在1979年和1980年还分别对…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发展趋势——从宪法文本变迁视角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近代宪法是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保障公民的基泰权利是宪法永恒的主题。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已取得较大进步,随着宪法文本的变迁,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会更加完善。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联合国1990年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评析

信息社会使个人资料被歪曲、滥用的危险明显加大,为加强个人资料的保护,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国内法。但由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势不可挡,不统一的国内法并不能为个人资料当事人提供充分保护,因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国际保护的需要,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     

关于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实践意义的再认识

我国广大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搭建男女对话的平台,形成妇女解放的同盟军,促进妇女的解放。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特征和规律初探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先进性、示范性、强制性、军事职业性 ;主要规律有内省与外行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大节与小节相统一、慎初与慎终相统一以及官德与人格相统一。     

浅析社区团组织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共青团是广大青年的代表，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如何结合党的中心任务，把自己的工作领域拓展到社区，建立社区团组织，开展社区团组织活动，这是当前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愿意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论党的协商民主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践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在开展西藏地方工作中得到充分践行。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协商民主相关史料的筛理,分析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践行的必然性,论述协商民主在该历史时期的实现历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在新时期能够与时俱进。     

司法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

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有转型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司法体制设置不合理;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建设司法腐败的预防体系主要包括:强化教育,形成自律;健全完善制度,加大防范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身份和经济保障,构筑激励机制。     

从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看《审计法》的修改

审计工作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使《审计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审计监督的需要。本文从政府审计范围、对象和目标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审计法》需要修改完善的内容。     

民国时期西藏教育浅析

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对西藏管理的政治措施。同时,为了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制定了一些文化教育政策,对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对整个西藏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Trend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rms-length agencies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mirrors developments in most countries with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reated to deliver public goods—whether it is service delivery,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regulatory oversight, enforcement activities—purported to benefit from 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 to cabinet. There is a robu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ocumenting the “agencification” of the state, yet Canadian studies remain mostly absent.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Public Service Employee Survey (PSES) microdata from 2017, 2011, 2005, and 1999 to test key hypotheses advanced by proponents of agenc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at agencies are more innovative, autonomous, and efficient public organizations. We find that those working in enforcement agencies exhibit few of the purported advantages of agencification. We also observe that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adjudicative, and parliamentary agencies consistently surpass conventional department organizations on these metrics.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how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reforms may explain this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