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立法崇古倾向探微

中国古代立法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崇古意识,从以古制入法、以古礼释法和以古礼品评今法等方式表现出来。崇古倾向具有使立法显示正统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现实功能。崇古倾向的影响体现为礼法融合、以秩序为最高立法价值,从而导致法典体例的保守,民商法等部门法典难以生成以及对外来法律文化的排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立法中崇古倾向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崇古意识,其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环境保护意识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对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立法历程进行梳理,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思想和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贯穿中国古代环境立法始终,并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立法解释的客体特征试探

中国古代社会,立法解释作为一种有权解释.它与法律相伴而生,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对立法解释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对历代法典条文的分析与研究,从刑法原则、罪名、刑名等几个方面来探究中国古代立法解释的客体.     

评《中国古代经济立法史纲》

<正> 近年来,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硕果累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门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陆续出版了几部刑法史、民法史和行政法史。最近,陈汉生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经济法制史纲》(下称《史纲》)的问世,又填补了法史界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方面的空白。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民法、经济法很不发达,历史所颁行的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而民法、经济法及其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     

中国古代法制浅议

法制的发展贯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法律体制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是国家管理体制以及国家权利动作与制衡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一方面是法令的修定,实行,改正,丰富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两者交互为用,互为里表,相辅相依,本文按照历史顺序对中国各朝代的法制概况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中国古代侵占罪立法考究

中国古代侵占罪的立法历史悠久,其产生与发展同一定社会形态的财产关系及其复杂程度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没有侵占罪罪状的悠久存在,就不会有盗窃与侵占行为的分离,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侵占罪罪名。从侵占罪立法的发展史上看,由于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封建统治者以“子为政焉用杀”为圣言,所以中国古代侵占罪的立法是以职务或公务侵占罪为重心的。侵占罪的刑罚呈现轻刑化趋势,是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古代监狱狱吏责任浅议

监狱狱吏责任古已有之，责任追究更是彰于法典，从“酝酿”到“完善”，其不断强化，体现出历朝历代的治监思想理念。中国古代监狱狱吏的责任追究虽然有着浓重的重处罚、重惩罚、重人治、轻教化、轻管理、轻自律的特点，甚至还有“残暴”与“黑暗”的色彩，但是毕竟对国家统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罪囚人身权利的保护，推进监狱的文明进步，发挥了历史的作用。     

浅议授权立法

授权立法是现今立法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依据有权立法的国家机关通过授权规定等形式的授权法,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的立法活动。我国授权立法的发展历史并不长,200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一次对授权立法做出了规定,但并不详细和完善,我国的授权立法实践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改善。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

<正>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论直觉思维在公安情报信息研判中的功能

直觉思维是一种突破传统逻辑思维的束缚，直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判断的思维形式。直觉思维在公安情报信息研判中有着重要的功能。运用直觉思维研判情报信息，直接做出决策；运用直觉思维研判情报信息反映事物现象的性质；运用直觉思维研判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范围；运用直觉思维分析犯罪嫌疑人藏匿的地点；运用直觉思维研判情报信息，发现案件线索。     

传统法律思想与士大夫的博弈运思

在中国古代法律形成时期各部落规则的博弈中 ,士以“巫史”的身份对信息的收集、保存、整理、解说工作做过不少努力 ,并对各部落之间博弈的类型及策略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 ,进而影响了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气质。春秋战国之际 ,士大夫以手中的文化资源参与游戏 ,以思想影响政治。儒家、法家积极参与政治游戏 ,而道家则放弃了游戏。汉代以后的法律儒家化 ,表明儒法两家陷入“囚徒困境” ,不得不相互妥协     

论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维向度——以我国古代言谏制度为例

言谏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监察制度.它虽因重要的历史价值为.划门所借鉴,但又因其内在局限为我们所批判.从言谏制度内在局限这一逆向视角看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路径,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对古代政治制度,保持给当的信度、找准转化的角度、把握好转化的程度,尤为重要.     

中国古代法上的和离

和离指夫妻双方因情意不协而自愿离婚的制度,它与七出、义绝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法上的离婚制度。和离之制渊源于《周礼》,自唐代始进入法典,形成正式制度,后代基本相沿不变。该制强调婚姻的两相情愿,不受外力强制的特性。它广泛应用于一般民众,但对宗室成员和官员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考察现有案例可见,和离之法对保护女方平等的离婚意愿及女方的财产都有一定价值,但司法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女方离婚诉求的抑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维护家族利益的特点。     

劳役制度的历史嬗变及人文思考

劳役制度是统治集团凭借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在拘束、限制犯人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强制犯人进行劳役,形成的制度.该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狱管理制度,历经了一个由产生、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具有丰富的内涵及特征.探讨劳役制度,对劳动教育改造人犯,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论中国古代判词中的修辞论证

古代中国，判官们在撰写判词时喜欢以文学化的语言叙事和修饰。这是一种修辞论证方式，目的是要说服当事人、说服听众，实现情理法的统一。文学化的修辞论证是古代中国人司法智慧的展示，可以用最低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定纷止争”的目的。     

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中国古代法外权思想考证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禅让制时代"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思想指导下,体现出"好生之德,恰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的人性关怀。而世袭制家天下"明德慎刑"的目的在于"其宁惟永"的统治秩序的维护。通过对儒家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吕刑》与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法》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制订出内容迥异的刑罚制度,却产生了共同的社会效果,即对法外权的发展与维护和对民众权利的限制,最终合二为一。从宽到严,从简到繁的刑罚体制的构建和刑罚思想的形成,成为导致历代封建王朝兴亡更迭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判词的法学与文学价值

制作好判词是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判词要进行规范评价、旁征博引,就有一个引经据典的叙事说理过程,从而使判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不可违拗的说服力。古代判词的价值评价往往通过文情并茂的文学表现形式加以展现出来。对古代优秀判词加以批判地继承和转化,从而将今天的裁判文书写得更加完美,也会有利于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     

中国古代法研究的西方化与中国化

法学的中国化既不同于法学的近代化,也不同于法学的本土化,它是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的双向互动融合过程,强调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审视,对本国国史民情的客观评价,促使中国法学的内生发展,形成具有本国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对经历了100多年的法学建设的反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法学的真正品格.本组笔谈比较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基础法学和应用法学诸领域的中国化过程,并谨慎地认为,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古代行政法中的“壳资源”

如同对“借壳上市”公司意义重大的“壳” ,中国古代行政法中蕴涵着许多对今天仍有价值的“壳资源” ,如文官考试制度、职官编制法、行政法典的制定方法等。它曾经被西方世界所利用 ,也可以对中国的现代行政法制建设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