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重视研究职务犯罪年轻化的特点

目前,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呈易发多发态势,腐败案件也出现很多新的变化。据广州市司法局不久前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广州职务犯罪有四成是3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和公职人员所为,而广州青年干部和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人数的85％年龄在30到35岁,     

保持“早节”

近日，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据《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市检察院近日发布消息称，目前该市职务犯罪在年龄上出现新的变化，呈现出“35岁现象”，而传统的“59岁现象”已不再突出，从2003年到2007年，该市检方立案查办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有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一则据《江淮风纪》载文：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日前透露，该院近两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54％以上犯罪人员年龄在31岁到40岁之间，该年龄段已成为目前职务犯罪的高发期。     

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初查的新探索

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人民警察的一个独立警种,又是人民检察院的服务保障队伍。基于其身份的特殊性、队伍的专业性、素质的综合性等因素,理应赋予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的初查。从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工作的现状入手,探讨如何赋予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的初查权,以利于人民检察院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侵财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侦查对策

翻供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常见表现形式,常常会导致案情复杂化,尤其是在侵财和职务犯罪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对此,侦查人员要做到换位思考,超前预测,针对侵财型犯罪嫌疑人日后可能翻供的具体情形设计出相应的侦查对策,以切实提高侵财案件的办案质量。     

论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

近年来,警察职务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不仅给社会和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败坏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对警察职务犯罪进行预防和控制已迫在眉睫。本文从完善政治体制、加强警察职务犯罪预防立法和加强司法控制三个方面阐述了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     

当前基层职务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基层的领导干部以及财务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虽然案件总体数量不多，大部分的涉案金额不大，但这些案件的发生不仅造成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对部分基层职务犯罪进行分析，以期对当前的基层职务犯罪的防治进行探讨。     

高校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仅影响了高校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相关案例表明,当前高校职务犯罪呈现出犯罪领域相对集中、犯罪主体趋于年轻、犯罪手段日益隐蔽以及集体作案等发展趋势。高校职务犯罪的形成既有犯罪主体法制观念薄弱、个人私欲膨胀的主观原因,也有高校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制约监督不力的制度因素。因此,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应从加强廉政思想教育、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构建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校园廉政体系等方面入手,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为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反腐倡廉要向低龄群体延伸

当前干部腐败的年轻化,说明大力加强低龄群体的反腐倡廉教育已相当重要。广州市反贪局的数据表明,从1997年至今年3月,广州地区35岁以下青年职务犯罪总人数364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229人,占62.9%,其中研究生17人,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的犯罪比例。另据有关资料披露,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7331人,占全年     

《监察法》应引入追诉时效制度

自《监察法》实施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和“纪法融合”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职务犯罪与违法行为得到了有力惩治。但关于职务犯罪与职务违法案件追诉时效制度的建设却仍有阙如。具体表现在《监察法》尚未规定时效,造成“调查—移送起诉—审判”环节衔接不畅。故唯有在监察机关调查处理职务犯罪与违法案件时引入刑事法的“追诉时效”制度,承认追诉时效对职务犯罪与违法案件的“双重适用性”,破解《监察法》适用时效制度在学理与实践中的障碍,方能促进《监察法》的程序更加细化,推动“法法衔接”的顺畅。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新刑诉法实施后为背景

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确立、证据种类的丰富、证明标准的修改、相关强制措施的强化以及律师会见权的扩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等,既给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带来了良好机遇,也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实践运行面临不少挑战。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研究——以山东省为样本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是指上级机关通过指定程序进而改变原定侦查管辖的制度,它对于满足侦查需要,提升侦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制度存在效力层次较低、程序内容较为模糊、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产生重大威胁。对此,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的基本原则,细化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完善相关救济机制,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论治安案件的概念与构成

要给治安案件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很有必要对案件构成、案件事实、行为构成与行为事实、法律事实等概念进行梳理。案件事实是程序性事实与实体性事实相互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案件事实是查处主体对作案主体或嫌疑主体的行为进行认识的结果。案件事实是由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两大类事实共同作用而构成,把案件事实构成要件中的实体事实等同于案件构成的全部要件是不妥当的。治安案件的构成要件应该从案件性质的定性、案件事实构成的表述以及案件本质特征的表述、案件法律责任的担当上去把握。治安案件定义应当涵盖案件的构成要件。     

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根本方针之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思想、原则，并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各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执法办案水平和执法效果的重大考验。笔者仅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刑事政策谈一点粗浅认识。     

自诉案件的公诉化——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立案范围的界定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案件职能管辖中,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的分工存在交叉。人民法院自诉范围的扩大化,不仅不符合国际立法的趋势,也给被害人行使控告权带来了许多限制,妨碍其获得司法救济。大量自诉案件的公诉化,给实际操作也造成了混乱。立法应对自诉案件的范围做一调整,将有暴力、隐蔽特征、取证困难的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尽量避免自诉案件的公诉化,以明确两部门之间的立案分工。     

职务犯罪案件为何一年比一年多

宋寒松在《中国新闻周刊》第15期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越是权力集中的部门、岗位和资金密集的领域和行业，职务犯罪就越易发多发。这些年我们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     

重罪刑事案件的和解刍议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不仅在理论层面观点各异、争议很大,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因为缺乏操作规范和裁量标准而引发"花钱买刑"、"同罪异罚"的质疑。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是为了在定罪、量刑上消灭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而是定位于作为量刑时从轻考虑的情节。因此,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不是代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更不是对国家适用刑罚权的漠视。重罪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既要充分体现刑事和解所具有的广泛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又要对其范围进行限制性适用,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侵犯法益综合衡量。这既是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统一,也是一般正义下实现个别正义的需要。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初探——以职务犯罪案件查办为切入点

社区矫正是一种开放式的刑事执行方式,这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对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意识不强、职权有限、手段单薄、效果不佳。而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恰恰是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着力点和最有效的手段,实现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检察监督的有机统一,有利于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增强社区矫正的效果,推动检察监督深入开展。     

严惩腐败 要突破一批大要案——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透出的信息表明：１９９９年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方面，将进一步加大力度，严惩腐败。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就此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检察机关今年内要突破一批大案要案，为维护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     

试论当前职务犯罪的形势、原因与预防对策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刑事犯罪,是指依法应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管辖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挪用等经济犯罪案件,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渎职犯罪,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的总称。在现阶段,职务犯罪呈现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败坏了执政党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成为人民群众最不满的社会问题。如何遏制职务犯罪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文章试通过对当前职务犯罪变化趋势及原因的分析,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五大对策。     

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我国职务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特点是从严治吏,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职务犯罪案件仍居高不下的形势,我国仍需进一步吸纳国外刑事反腐立法的优秀成果,并根据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在反腐的立法理念层面和立法技术层面上完善我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