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

当前,我国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监管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应立足当前国情,完善我国场外交易监管制度:明确场外交易市场的合法地位;构建自律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完善场外交易市场监管制度。     

私募证券基金监管制度比较与启示

分析全球成熟金融市场对冲基金监管理念和监管实践,可以发现对冲基金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管制度和监管内容两个方面,不同的监管理念,成就不同的监管制度。秉承效率优先理念,其监管制度设计注重自律监管。秉承安全优先理念,其监管制度设计体现强制监管原则,前者的典型代表为:美国、英国、香港。后者的典型为日本。     

我国按揭贷款法律体系化研究

当代按揭贷款法律制度或可称为一个发展的体系。按揭贷款制度作为商业银行一项基础法律制度,对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目前决定按揭贷款市场基本游戏规则的便是按揭贷款的基础法律制度及监管法律制度。     

清末股票市场监管制度建设的原因及绩效评析

股票市场监管是证券业和股份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及保障。我国股票市场监管制度建设起源于清朝末期,追溯该时期股票市场监管制度建设的成效与缺陷,总结其原因和教训,有助于我们完善现阶段的股票市场监管体制并控制金融风潮的爆发。     

多元化监管制度构建与事业组织公共责任的实现

事业单位是准公共组织,承担着重要的公共责任,其公共责任能否有效实现,有赖于监管制度和机制的构建。我国事业组织存在的失灵失范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监管制度短缺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的产物。为确保事业单位切实履行公共责任,关键在于实施有效且体系化的监管,要将监管法律建设、政府监管、社会监管和事业组织自身监管与行业互律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多元一体、系统高效的多元化、多层次监管体系,形成监管合力。     

加强裸官监管：一个应当重视的问题

＂裸官＂贪污、外逃案件频发,暴露出政府在＂裸官＂监管上存在制度＂盲区＂。加强裸官监管是预防腐败的内在要求、保持公职人员对国家的忠诚的需要、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迫切需求、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从建立任前说明制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注重廉政教育制度等方面探讨如何加强裸官监管。     

英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的困境表现为:慈善组织监管主体权责不清,慈善组织自律机制不健全,慈善信息公开制度不明晰和税收优惠作用甚微。英国的慈善法律法规,尤其是慈善监管法律制度独具特色,借鉴英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有利于规范我国的慈善组织,具体在于:明晰慈善监管主体,规范慈善行业自律,保障慈善信息公开,扩大慈善税收优惠和完善慈善司法救济。     

英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的困境表现为:慈善组织监管主体权责不清,慈善组织自律机制不健全,慈善信息公开制度不明晰和税收优惠作用甚微。英国的慈善法律法规,尤其是慈善监管法律制度独具特色,借鉴英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有利于规范我国的慈善组织,具体在于:明晰慈善监管主体,规范慈善行业自律,保障慈善信息公开,扩大慈善税收优惠和完善慈善司法救济。     

浅析我国基金会监管失灵

基金会源于公益，成于财富，是一种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激励公益捐赠、表达社会关怀的制度安排。基金会的公益性为其带来了宽松的法律等方面的政策，但同时也为其监管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众多有关基金会的丑闻，使公众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并遏制了基金会的正常健康发展。本文在分析我国基金会监管失灵的基础上，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几点建议。     

关系契约视角的银行理财制度问题与对策

理财产品契约是一个不完备的关系契约,契约的不完备性要求有完善的制度做保障,但是目前我国银行理财市场法律制度不健全,外部监管制度有待完善,理财业务制度不到位,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为此,要健全银行理财市场法律制度,完善理财市场的监管制度,构建有效的银行理财业务制度,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的风险及监管

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的不断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和风险,国际监管组织和许多国家监管当局为此制定了一些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的监管原则或监管指引。为了规范和保障我国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的有序健康发展,我国监管当局应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监管制度。     

制度选择的逻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演变

运用戴维斯和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构建了一个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变迁的解释框架,并且利用这一解释框架提供的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在食品安全体制的演变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的考量是其背后的支配性因素,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机遇窗口使制度变革得以可能,外部性与部门机会主义行为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关注点,而路径依赖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约束力量. 可以预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未来演变方向,将是制定更加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更加清晰地界定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从而降低监管的外部性;将监管权限恰当集中,减少监管部门的数量,从而降低协调的成本,尽量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建立起更加强势的部门间协调机构,甚至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引入政府之外的力量,比如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团体,建立起所谓的"火警"机制,以补充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社会组织跨部门合作监管与制度设计 ——登记制度改革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的实施,在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成立门槛的同时,对后续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中,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体现的是国家责任,具有制度基础性和政策导向性.登记管理机关、行业主管单位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作为行政监管的主体,对制度变更的认识存在偏差,加之法律规定的权责关系不清晰,合作监管机制不顺畅,针对社会组织行政监管的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行政监管需要充分挖掘现实问题、理性借鉴西方经验、全面梳理地方做法,搭建"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社会组织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     

风险的制度化与制度的风险——以彩票业为例

从风险与制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彩票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彩票是国家对社会投机行为进行有序管理的制度形式,实现了国家对风险的制度化利用,达到了通过赋予娱乐行为合法性,筹集社会资金发展公益事业的目的。彩票业的兴起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产生的问题反映了市场经济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说明了任何制度建设都蕴藏着潜在风险。要解决彩票发行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必须从完善和强化监管机制入手,引导和激励社会公众参与合法的娱乐活动。     

互联网银行准入监管制度优化探讨

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规则未能反映互联网银行的网络经营属性,缺乏前瞻性、统一性和稳定性,易于导致监管目的难以实现。互联网银行准入监管制度构建,应把握全面监管与分类监管并重、普惠性与盈利性并重、互联网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发展并重、银行业监管与金融科技监管并重的基本要义。监管机构应当在明确互联网银行相较于传统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在机构设置、业务流程、人员结构、发展目标等方面具有特殊性的前提下,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对互联网银行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管准入进行完善,实现准入监管的精准化、科学化、法治化,引导市场机构实现充分竞争,促进互联网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城乡规划制度的决策主体、程序与监管模式完善

基于既往研究成果评价城乡规划制度实效,可以有公众参与制度、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规划监管制度三个着眼点。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是城乡规划制度的核心内容。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的规划条件是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的基础条款,为后续的规划许可与验收核实行为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对城乡规划监管制度正当性的追问,既要关注公民权利保障的充分程度,也要关注城乡规划制度实施的成效。规划委员会制度与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是增强城乡规划制度实效的重要安排。     

加强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三资”监管问题的思考

由于制度上的不完善、运作上的不规范、监管上的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三资”问题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基层腐败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加强“三资”监管意义重大,要做到：摸清“三资”家底,严把清查登记关、严把公开公示关、严把台账建立关；狠抓队伍建设,为“三资”监管提供组织保障；健全制度机制,构筑“三资”监管的源头防范体系；推行网络化监管,提高“三资”监管的科技水平.     

《食品安全法》“重典”修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目标后，施行不足五年的《食品安全法》迎来了首次修订。根据国家食药总局局长张勇的介绍，修订草案总体思路有四，分别是突出预防为主、风险防范，建立全过程监管制度，严格各方法律责任，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失衡与平衡

日益频发的环境事故拷问了我国环境法律实效性不足的现状,几起看似突发的环境事件,共同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失衡的现状,环境监管体制不健全、传统政绩考核观的局限、环保问责制度流于形式、环境保护基本制度没有得到根本落实以及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欠缺,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了我国环境监管的失衡。建议从改革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体制,实行环保政绩考核、加强对政府第一责任人的问责、建立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落实环保基本法律制度等层面完善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     

惩防体系的软肋：国企腐败的制度依赖性透视

国企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政治与经济双重体制的逆向挤压是国企腐败高发的动因。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依旧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公权力对国有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国企正是依赖这种公权力，获得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超额垄断利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多元化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方式又成为其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瓦解国企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行为在于分类监管。公益性类企业的监管模式应当摒弃市场化监管手段，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社会民主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模式；对竞争性国企应确立“非禁即准入”原则，建立国有资产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说，国企腐败治理关键在于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以全面改革代替局部改革，以制度创新代替制度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