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当事人意志的尊重,也体现了私法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原则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但是纯粹的、完全的合同自由已经不存在了,合同自由原则受到了来自公法上和私法上的多重限制,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法律上的利益平衡。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反映在很多方面,例如合同法其他原则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合同法上格式合同制度、强制缔约制度等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等等。我国合同法既没有明确表示合同自由原则,也没有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合同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在将来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现代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契约自由原则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以限制契约自由,实现契约的实质正义为典型。然而这并没有也不应该削弱自由原则在契约法中的地位,而是它顺应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契机。     

证明方法自由原则在CAS兴奋剂仲裁中的适用及例外

证明方法自由原则是指与反兴奋剂违规有关的事实可以通过包括自认在内的任何可靠手段所确认。证明方法自由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在CAS兴奋剂仲裁证明活动中的具体化,由于CAS兴奋剂仲裁庭没有类似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证据规则以遵循,因此当事人可以在不违背CAS所在国瑞士强行法的前提下自由使用任何证明方法。证明方法自由原则保障了当事人使用合理证据方法维护自身权益,但由于其基础理论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因此规则对这一原则适用的束缚构成例外情况,而适用与例外构成了证明方法自由原则的面面观。而例外情况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当前我国兴奋剂纠纷仲裁制度正处于建设阶段,对证明方法自由原则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相关规则的制定,为全球反兴奋剂活动提供有益的成果。     

“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

宋惠昌在2005年7月4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指出，在世界各国的学术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原则，这就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学术自由”原则。在我国历史上、学术自由原则曾经遭到歪曲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原则逐渐得到恢复。但是现在在一部分人那里。对在学术研究中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仍然没有正确的理解，有的文章中还提出要坚持所谓的“学术民主”原则。     

论不同种自由刑之间的并罚原则

由于立法的粗疏,刑法对不同种自由刑之间如何实现数罪并罚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导致学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分别执行原则本质上已经不是数罪并罚的原则,限制加重原则无论如何折算仍然存在缺陷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按比例分别执行原则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实际上,吸收原则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并不因此而放纵犯罪。承认吸收原则可以使得包括死刑、无期徒刑在内的所有不同种自由刑的数罪并罚原则得到协调、统一。     

合同自由原则在外国法上的限制及其借鉴意义

近代民法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合同自由原则，在20世纪的现代民法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缔约自由”被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合同制度中也产生如诚实信用这样并行的原则来禁止权利的滥用。无效合同制度在合同制度中急速膨胀，更使得法官过多地评判在“契约自由”原则下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让人们怀疑“合同自由原则”的“帝王条例”地位。近一百多年来，对“合同自由原则”从理论上加以责难和怀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统一的合同法”，在“合同法”的建议草案中，专家们在第3条拟定‘”合同自由原则”即“当事人在法律允…     

从不确定中寻求确定之路——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框架设计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有缺陷的情况下,法官不违背立法的原则和精神,根据公平、正义和合理性原则,对案件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本文试从刑事方面的角度诠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价值和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重点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设计了框架结构,以期对进一步研究法官自由权及其规制有所裨益。     

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

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采用严格规则主义 ,确定了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 ,即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 ,法官没有任何权力创制、解释和修改法律 ,也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权。以菲利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确定的是相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 ,即主张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贬低成文法典的意义。这两大派别的斗争 ,不仅在不同国度和不同时期反映出不同的特点 ,而且还将一直持续下去。     

契约自由原则相对化与定式合同的性质

主要关注于定式合同基本性质 ,以便促进中国定式合同的研究水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 ,探讨在合同自由原则由于种种原因逐渐相对化的历史条件下 ,定式合同是否仍然具有合同的基本性质。结论是即使契约自由原则受到一定限制 ,但是并没有使得定式合同丧失合同的基本属性。     

国际刑事诉讼中证据自由原则的确立和发展——兼论国际刑事法院的模式选择

早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即已确立的证据自由原则是国际刑事诉讼中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原则.联合国的特设刑事法庭无论在证据的可采性判断还是在证明力评价阶段都继承了该原则,尤其是在可采性问题上,规定审判庭可采纳任何有相关性和证明价值的证据,并且在实践中将"可靠性"作为暗含的考虑要素.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一方面坚持了证据自由原则,同时又没有完全遵循特设刑庭的"两步走"模式,而是给予审判庭选择权.基于这种模式的弊端,建议国际刑事法院在适当的时候,明确规定"两步走"模式,并摒弃在证据可采性判断阶段考虑可靠性问题的做法.作为证据自由原则的集中体现,国际刑事诉讼中不承认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简论我国实践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出于对保证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顺畅及商业便利等思考,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较早地得以体现。但是在立法上它仍缺乏必要的系统性,使用自由裁量方法标准过于模糊,自由裁量与规则推定相结合的方法上没有一般性。本文指出我国必须确立预设法律选择规则为主、法官自由裁量为辅的模式,也必须为法官的自由裁量设定确定的条件与准确。     

物权法定原则批判——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

物权法定原则下的物权体系是封闭性的,不能及时吸纳经济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型物权。物权法定原则限制了民事主体的财产自由,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而且没有充分、正当的立法理由。我国《物权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这是一个不明智的立法选择,将来应当予以废弃,代之以实行物权自由创设主义,以公示性作为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标准,使物权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     

重访黑格尔的现代法治国理论

黑格尔基于特定的"现实"概念,批判了智术师原则以及空洞的形式主义。他没有拘泥于普鲁士的政法现状,而是勇毅地面对法国大革命所表征出来的现代状况,认真考察了其中最明显的两种表现,即市民社会以及否定性的自由,最终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扬弃了古希腊城邦生活,致力于建构以具体自由为原则的现代法治国。     

公序良俗原则适用之法理学思考

公序良俗原则从字面上看是指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此原则进行具体的界定,因而该原则在具体适用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本文从法理学中法与道德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确定具体适用该原则应当遵循的价值导向,以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同时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     

论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兼析起诉便宜原则的确立及其适用

研究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为了探寻检察官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的正当性及其适用原则。起诉法定原则排斥检察官有起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 ,该项原则的显在不足导引出赋予检察官以自由裁量权的起诉便宜原则。起诉便宜原则在一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式和范围。除美国检察官拥有几乎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外 ,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刑诉法都设立了防止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定机制     

自由裁量的原则、条件和方法

自由裁量的原则、条件和方法夏忠国，肖雄所谓自由裁量，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不明确具体的情况下，法官有权依照立法精神和目的、法律基本原则或其他非正式法律渊源进行裁判。目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尚不发达的成文法国家，与那些发达的判例法国家相比，法...     

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质疑

随着整个社会对诚实信用的渴求,在民事诉讼法律界也出现了是否应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激烈争议。一切的法律制度的移植都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我国既没有平等、自由的思想渊源,又缺乏法治文化传统,现行的诉讼结构还没有达到当事人主导的程度,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保障还不如人意时,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缺乏法理基础和现实基础,我国不宜贸然确立诚实信用原则。     

刑事自由裁量权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研究

刑法基本原则不但是制定、解释和适用刑法的准则,而且体现了刑法的基本精神。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刑法适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权力。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排斥刑事自由裁量权,罪刑法定原则认可以严格规则为主、以自由裁量为补充的立法模式。自由裁量权对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有一定的冲击,所谓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包括了自由裁量因素在内的相对意义的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本质上确认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相辅相成性。     

试析我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在刑法中的规制

本论文试图评析我国现行刑法对表达自由的规制和保护的现状,并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刑法没有很好的贯彻言论自由的保护精神.第一,从在现行刑法的425个个罪中,挑选出47个与表达自由相关的个罪.第二,确定评价的精神和具体原则.第三,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刑法没有很好的贯彻言论自由的保护精神.     

论表达自由及其限制原则

表达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基本权利,该概念是由言论自由演变发展而来的。表达自由不是绝对的权利。由于表达自由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表达自由的合理限制使遵循一定的原则成为必要,在当代的宪政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合理限制表达自由的法治原则、法益衡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