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义务对金融衍生品出售方的规制--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

出售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机构正当履行说明义务,有助于矫正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投资者可以在全面了解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根据说明义务的一般要求和金融衍生品的自身特性,金融机构应在衍生品出售前,以准确、可被投资者理解的方式,向投资者告知金融衍生品的功能、结构、收益、风险、保证金、挂钩指数等重要信息。     

论“华人网络第一案”黄静案的正当性——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角度的说明

法官自由裁量权几乎在每个案件中存在。为了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减少案件质疑,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尤其重要。分析"华人网络第一案"黄静案可以看出,正当程序和判决的合理化说明是其两个基本条件,而且这两个条件处于一种辩证关系。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民法典编撰对医疗代理决定刑法效力的影响

《民法总则》在“监护”的内容中,明确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增加了“意定监护”等新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代理正由“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转变。对无“自我决定”能力的患者实行医疗行为,除满足“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外,还要具备用以替代“患者的知情同意”的“医疗代理同意”这个要件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此时的“医疗代理同意”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患者家属的同意”,也不应是“医务人员的同意”,而应当是最为接近患者真实想法的“患者的推定同意”。     

受害人同意的效力限制

在美国侵权法中,受害人同意是被告针对原告提起的故意侵权[1]诉讼可以主张的抗辩事由之一.受害人同意是被告针对原告提起的故意侵权诉讼所主张的抗辩事由.被告的抗辩得到法庭支持,必须以同意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同意的效力一般会受到同意的能力、同意的范围、同意的基础、同意的内容等因素的影响.     

论刑事侦查告知程序——“米兰达规则”功能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权利大宪章"一直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大目标之间不断的寻求平衡,试图找到最佳结合点。现代刑事诉讼追诉方和被追诉方的控辩平等是实现两大目标平衡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只有双方"信息对称"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对抗,这就要求追诉方履行告知义务,被追诉方行使知情权。侦查程序被认为是最易侵害人权的阶段,因此各国都在此阶段规定了详尽的告知程序,如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同样规定了相关程序,但是我国告知程序中的不足和问题明显值得剖析和探讨,对此提出相关建议,进而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告知程序。     

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的有限告知同意制度研究

对于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是否需要告知信息主体并征得其同意这一命题,法律规范呈现三种态度,司法实践亦呈各异形态。完全告知同意论未能正视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个人信息”特性,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与现实可行性,有违信息主体的意思自治。告知同意豁免论未能关注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公共物品”特性,忽视了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并会加剧对信息主体的侵害。有限告知同意论能准确契合双重特性,协调交易成本与安全保护的利益冲突,兼顾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社会公共面向和个人识别面向。有限告知同意论的具体展开应对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情形进行类型化构造,分别适用择入式和择出式同意,同时通过安全影响评估制度进行全周期风险调控。     

浅析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作为医患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关于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尚无明文规定,致使患者在治疗中的知情同意权时常受到医生的忽视。对该立法缺失现象及产生的原因加以阐述,对精神病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关于对该方面进行立法完善的看法,以期对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有所启发。     

我国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完善

证明责任的分配决定了诉讼的成败，由于我国目前产品责任法还不完善，在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还很落后，导致处于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地保护。文章分别从理论上、立法上和司法上三个方面就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由行政知情权看行政处罚中的告知、听证程序

《行政处罚法》以条文的形式将告知、听证程序予以确定 ,但在“重实体 ,轻程序”的现实条件下 ,仍不被某些行政执法人员认同和重视。文章论述了告知、听证程序的实体权利渊源以及《行政处罚法》中围绕该内容的限制性规定 ,这些规定尽管对于行政知情权的全面保护来说仍有许多不足 ,但它切合了世界“人权”保障的呼声 ,是法律对精神意义上的“人权”保障的开始和向往。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新论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是认定不作为犯罪成立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作为义务的来源,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从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到实质的作为义务理论再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的演变过程。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应当仅限于刑事法律义务,其产生根据有两个,即规范根据与事实根据。     

论公共场所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是源于罗马法 ,并被世界各国立法所广泛吸收规定的一种义务。它对保护交易双方的人身、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应通过建立安全保障义务制度来完善侵权行为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