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听证的政治逻辑架构——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听证制度的本意在于规训和导控行政权力,它可以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来建构。商谈理论强调,行政权力应由源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导控,交往则是基于理由的商谈网络的形成与论辩的互动。针对面临和处理的不同问题,商谈又呈现为三个层次,即实用性商谈、伦理-政治性商谈和道德性商谈。本文认为,遵循商谈理论的逻辑,行政听证可分为以实用性商谈为主的行政项目类听证和以伦理-政治商谈为主的行政规划类听证、以道德商谈为主的行政法规类听证。     

女性主义伦理学对现代性认识论的批判

认识论维度下的现代性哲学体现在主客体分离、工具理性及普适的先验性上，这在根本上导致了包括公正伦理学在内的契约论封闭体系及其道德困境。女性主义伦理学以关怀为理论预设，基于对现代性哲学的反思和批判而主张联结与关怀、道德体验和情境主义下具体他人的实践伦理，从而为现代性伦理困境提供了一剂解毒剂。     

“伦理生活”的现代性要求及其规范性实践

作为现代人我们如何认识当下的伦理生活,如何评估现代伦理生活的境况?这种反思必须抛开不同主义谋划之间的抵牾以及谋划方案在现实生活中阳奉阴违的历史怪圈,而从"伦理生活"这一概念的哲学要求出发理解现代伦理生活的起点。建基于对黑格尔"伦理生活"(Sittlichkeit)概念的解读,它不仅标识了超越现代道德主观性分裂的更高精神起点,而且展示出不同于理论形态的一种道德生活方式。以此为起点,在现代伦理生活的客观化、机制化场域中,一方面是伦理生活的客观性、普遍性要求,面对现代道德的实践困境,主观"单一性"道德转向客观"普遍性"的伦理生活;另一方面是社会客观伦理机制的内在性规范要求,面对客观伦理可能维持一种恶的世界的状况,道德主观性的承认与规范性实践机制就成为必须。     

全球化中的伦理共识

全球化蕴涵着两大基本问题:即伦理共识和全球化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所谓伦理共识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道德的普遍性与道德的特殊性问题;所谓全球化的道德合理性则应从全球化中的互利与责任两方面把握。本文主张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视野中,通过对话和商谈获得伦理共识。     

儒家德治理念与当代中国法治的命运

当代中国社会正为道德滑坡所困惑,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为道德滑坡所拖累,因为法治实现需要伦理精神的支撑和道德力量的维系。当代中国道德滑坡与几千年德治理念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扬弃中国传统的德治理念,实现儒家德治理念的现代化是中国法治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科技伦理困境与道德哲学反思的现代性启示

科技伦理困境是人们面对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人类生活何以平衡的谨慎思考。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科学技术也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伦理危机之源,科技伦理困境背后隐藏着科技伦理本身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急需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和解。反思西方道德哲学基础是我们探索科学技术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与科技伦理实践方式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树立当代科技伦理观的重要参考。     

论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对普遍伦理的历史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 ,被概括为忠恕之道。儒学经典著述也极力倡导忠怒之道。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的发展 ,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都对忠恕之道的内在合理性根据和外在价值评价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论证。在倡行普遍伦理的当今世界 ,儒家忠恕之道及其理论论述 ,既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伦理反思 ,又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将为我们关于普遍伦理的思考提供具有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的思想资料。     

宗教领域的人权问题

宗教和人权的冲突使人类陷入纠缠不清的道德困境,也因此成为重大的国际伦理问题.事实上,宗教只不过是人的创造物,宗教的普遍性价值形式正是人的普遍性价值形式.由于人权是人人应当享有的普遍性道德权利,因此人权就是宗教的价值基准:任何践踏人权的教义和宗教行为都是恶,任何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宗教行为都是善.这就是宗教领域的人权的基本要求,其底线伦理是:人人应当享有祛除苦难的权利.它具体展开为尊重平等的伦理精神,并把这种伦理精神一以贯之地融入商谈理解的基本程序之中,切实依靠以伦理责任为要义的法律制度,以有效保障其具体实践和应用.     

行政检举的道德困境

李建华、朱伟干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行政检举是政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的历史变迁中，行政检举始终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亦即检举的政治道德困境。这种道德困境的实质表现就是政治价值内部的责任冲突。西方国家虽然依靠伦理立法克服困境，     

从道德革命到伦理觉悟：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对民族整体生活的精神性把握就是伦理精神。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面临着现实上的与观念上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道德革命思想启蒙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唯物史观对民族伦理精神的激活,体现为自我主体（主观道德）—世界（社会实体）—实在主体（伦理精神）的辩证发展。就其主体形态而言,从早期共产党人的伦理觉悟到唤起人民的精神主动,伦理精神从主观形态转变为客观（现实）形态,实现了精神突围,构成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就其历史形态而言,作为共同体生命原则的伦理精神的创新发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百年团结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伦理精神的新传统。     

试论中西方美德伦理传统的现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道德失范与信仰危机并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日趋紧张。面对现代性道德困境和伦理问题,存在着多种路径或选择,汲取传统美德伦理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路径或选择。中西传统美德伦理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厘定中西传统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系统,使之重开新生面,是我们解决现代伦理学各种理论争论,甚至解决现代性社会道德实践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社会道德底线是如何被突破的

当代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滑坡及伦理失范的困境。按照"为仁由己"及"为政在人"的儒家思维,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源自然而然地归结于个体心性     

国家对外传播的通道

城市文化伦理建设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分不开。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道德伦理问题，对这些文化的反思和解答有利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从而有利于城市社会稳定和谐。道德实践在城市社会的重要性，在于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遵守道德，以利于城市社会的各方面发展。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伦理之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伦理秩序建构是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创设良好的道德环境。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伦理秩序面临诸多困境,集中体现为工业化冲击下的家庭道德问题凸显、市场化冲击下的农民道德信仰迷失、城镇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道德失序。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不仅要以道德教育引领乡村伦理方向,还要以传统美德丰富乡村伦理内涵,特别要以完善公共治理提供乡村伦理保障,不断优化乡村社会道德环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行政伦理困境中的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伦理困境是行政行为选择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道德伦理方面的两难情境。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是行政行为选择的前提,责任冲突是行政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走出伦理困境,在于构建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论我国市场主体的伦理素质

市场主体的伦理素质包含诚信、公正、理性等内容。我国市场主体伦理素质面临诚信缺失、公正失衡、理性匮乏困境,要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加强道德建设,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强化法律保障体系,打造阳光政府,以提高我国市场主体的伦理素质。     

现代人道德困境之源考量——基于道德的支撑维度

现代人道德困境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但从根源上看是道德的支撑缺失。中西传统道德发展的内在机理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尽管二者发展路径不同,但各有其相应的道德的支撑。而现代中国社会道德困境之源正是由于缺乏道德的支撑,因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然要对道德的支撑进行追问与反思。     

伦理生活及其规范性实践——哈贝马斯与霍耐特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建

黑格尔作为"伦理生活"的实践探讨的是"伦理共同体"中的自我实现问题。哈贝马斯以语言交往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取代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的自我反思,把民主视为现代伦理生活的基础,实践和伦理生活都被囊括在交往行动之中。沿袭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的分析框架,霍耐特实现了从"语言交往"到为实现道德认同而进行的"承认斗争"的转向。然而,哈贝马斯关注的是语言交往和实践商谈的程序条件而忽略伦理的实质内容,霍耐特承认交往实践中的形式的伦理生活缺乏一种伦理的本真意义,"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仍是一项未竟的探索。     

境遇伦理模式新论

一 必然性:规范伦理模式向实践伦理模式的转换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的道德已陷入某种困境,而且,现在流行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形式模式)又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困惑的局面。现在,人们急切需要的是一种能直接指导现实道德生活的实践伦理模式,但是,现实的伦理理论却常常使人们失望。一方面,欧美的道德教科书是如此地不符合我国国情,如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所构筑和提出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体系和“生命价值”、“善良”、“公正”、“说实话”、“个人自由”五项道德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相径庭;另一方面,苏联模式     

腐败还是不腐败: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

腐败还是不腐败这是行政人员道德选择最常见的一种两难困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行政人员两难困境的理性选择,不难发现,只要监督缺失、软化,行政伦理失范,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行政人员的道德选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腐败都是理性选择。这更凸现监督权威树立与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