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的诗学意义

《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部最具理论意识和兴趣的诗话,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真正探讨诗的审美特质的著作,它的"兴趣"、"妙悟"、"气象"、"入神"诸说以及诗歌体制之辨,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沧浪诗话》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进程,进行中西诗学的阐释比较,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时代的异调——严羽《沧浪诗话》及其体悟性诗学

严羽的《沧浪诗话》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别样的诗学风格,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的"以禅喻诗"之法和"诗法盛唐"的观点向来尤为学者关注,但也就此引发了诸多的阐释与误读,从而忽略了《沧浪诗话》本身的"体悟性"特点。本文拟就此出发,重新探讨《沧浪诗话》中的"以禅喻诗"及"诗法盛唐"。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麓堂诗话》：茶陵派的诗论纲领

李东阳一生创作丰富，《麓堂诗话》是他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一直以来被茶陵派成员奉为圭臬，作为茶陵派的诗论纲领指导流派成员的诗歌创作。对《麓堂诗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茶陵派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同时有助于研究李东阳在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实践。概而言之，《麓堂诗话》主要从诗文各体论、格调说、创新论三个方面论述了茶陵派的诗学体系。     

《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文体比较

学界研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存在重理论内涵（＂说什么＂）轻批评文体（＂怎么说＂）的倾向。本文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进行观照,认为它们的文体皆是王国维自觉批评意识下的主动选择,指出《红楼梦评论》的颇受指摘与《人间词话》的备受赞誉与它们使用的文体密切相关,并从正面比较和反面假设中揭示词话这种传统文体具有的独特价值。     

论宋诗话《韵语阳秋》的创作特色

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是宋代单本诗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曾被《四库提要》誉为宋人诗话之善本。其创作不以诗歌为核心,而是以地理风俗、花鸟虫鱼、琴棋书画、医卜星象等为主旨,体现出博杂的特点。葛立方在创作时,关注的重心并不在诗歌本身,而是将诗歌作为解说某一事物的工具或自己观点的论据来使用的。诗歌的出现是为了说明其他领域的事件、风景或作者的某一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宋代诗人和诗话作者学识的丰厚、兴趣的广泛;二是文人对各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回归历史情境来观察——从陆游接受史的角度理解钱钟书《谈艺录》的陆游批评成就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的陆游批评泽被今日学人匪浅,将《谈艺录》与其问世之初的陆游诗歌接受环境进行对比考察,可以发现《谈艺录》有三个特点：对陆诗指摘多而赞扬少、注重阐明陆游诗论主张与创作实际的差异、注意从陆游的性格气质上把握和揭示陆诗的风貌。而这些特点都与清末至民国半个世纪的陆游及陆诗接受环境、研究方法和评价尺度形成鲜明对比,与当时文坛对陆游的盲目赞扬、分析陆诗的庸俗社会学方法相比,《谈艺录》则显得杰然秀出,它的成就不但是在于对陆诗的批评,也在于对整个陆诗接受环境的批评。     

上博简《景公疟》字词考释三则

《景公疟》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中的一篇。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景公疟》一出土即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对其内容进行过很热烈的探析。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景公疟》的疑难字词和文句作进一步的解释和疏通,希望对更好地理解文意有所帮助：1.读＂（土尃）＂为＂敷＂,训为＂陈＂;＂情＂训为＂实情＂;读＂愈＂为＂偷＂,训为＂苟且＂。认为＂敷情不偷＂的意思是向君上报告实情而不敢不循礼法。2.读＂蔑＂为＂篾＂,训为＂竹片＂;读＂端＂为＂篿＂,即＂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认为＂制蔑端折＂说的是折竹占卜的方法。3.读＂堣＂为＂偶＂,认为＂偶言＂义同于＂偶语＂,是指私下相聚议论。     

沈从文文体分类与作品结集之管窥

沈从文对其作品的文体分类具有其独特的观念与认识,他将《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传记与散文归并为＂小说＂或＂小说游记＂,人们对他的《七色魇集》及其《青色魇》的文体分类表现出歧见,都显示了沈从文文体综合的观念以及对传统文体分类的突破。沈从文对其《月下小景》佛经改编故事集的排列既有重要收获又存在破绽和瑕疵。后人对沈从文作品新编集的结集安排及其集名的拟定有待进一步商榷。     

论《庄子》寓言中的技匠形象

与先秦诸子文章相比较,《庄子》寓言中出现了较多的技匠类人物形象。《庄子》作者深受上古文化观念的影响。其特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也决定了《庄子》寓言的价值趋向。＂道＂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运用技匠类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以＂技＂释＂道＂,技匠技术之精妙正好说明＂道＂的自然无为。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八个版本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共有8个汉字版本。其中大陆有5个,1927年＂商务本＂,再版两次;1955年＂三联本＂大陆传布最广,再版3次;1985年＂中新本＂;1990年＂上海书店本＂;2003年上海古籍＂插图整理本＂;台湾有两个,学生书局1962年、1964年本,后者是善本,再版3次;香港一个,1964年香港太平书局本。诸本皆宗＂商务本＂,各有不足。大陆＂三联本＂,限于政治意识形态,摒弃＂自序＂,代之以戈宝权前言,开删改之先例;2003年＂插图整理本＂惑于商业意识形态,更是肆意破坏,删掉达1/3,是诸本中最恶劣者。目前《中国报学史》应当,并且能够产生新的足本善本。     

从袁枚被误诊谈起

二百年前的清代文学巨子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记载了一则他年轻时为庸医所苦的轶事，情节大致如此：有一回，袁枚生疟疾，本来他患的是阳明经疟，却被一位姓吕的医生误作太阳经来治，结果袁枚“觉血气自胸偾起，性命在呼吸间”，幸亏同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应试的朋友赵藜村能解医理．才挽救了袁枚。     

《美学》、《新科学》与“审美文化”

上世纪末出现的＂审美文化＂中的＂审美＂一词源于＂Aesthetics＂的日文意译＂美学＂,但后者本身就歧义丛生。鲍姆嘉通用希腊文＂Aesthetics＂来命名一门学科,本意是论证对感性的研究有价值,但他用＂美＂来为感性价值正名,引起诸多混淆;维科在《新科学》中没有使用类似的词汇,却为文学所表达的先于反思的感性价值做了有力辩护,对西方现代美学影响深远,也与中国诗学相契合。当下流行的＂审美文化＂实际上多指＂时尚文化＂或＂艳文化＂,其内涵与＂美学＂的核心价值缺乏学理关联。     

宋代诗话与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

虎关师炼是日本五山文学从草创走向隆盛的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其诗学思想深受宋代诗话的影响。他的《诗话》是日本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学著作，在日本汉文学发展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尝试以《诗话》为主要对象，并结合虎关师炼的其他著述，揭示其创作条件、批评特色、主要诗学思想、以及在五山文学发展史上之意义。     

《从文自传》述评

《从文自传》系沈从文1932年暑假于青岛写就,1933年12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出版后颇受好评,被周作人和老舍列入＂1934年我爱读的书＂榜单之首,也是沈得意之作。自传按成长背景,启蒙教育,童年乐趣,军旅生涯,赴京寻梦,顺次展开,写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     

新世纪中国警察影像之标志性双璧——电影《任长霞》与电视剧《任长霞》比较

作为新世纪中国公安典型宣传和中国警察影像的标志性双璧,电影《任长霞》和电视剧《任长霞》都是体制内和行业性的高层次制作,都是对高层次先进人物的典型宣传,都是平民化纪实美学创作,都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同时,因文体和主创人员的不同,两剧在情节结构与创作方法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说“欲”

读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其中的一段话说：“童云树诗云：‘所欲不求大，得欢常有余’真见道之言”。人生在世，常常同“欲”和“余”这杆天平联系在一起。重心在“欲”，“余”则少矣。欲即欲望，含嗜好意，乃人之本性。如食欲性求知欲。对人而言，饥饿时想温饱，饱暖时思其他，欲望的“满足”永远是暂时的，     

《道德经》之道与伦理秩序

《道德经》之＂道＂,从伦理秩序的维度而言,是《道德经》理想社会中的合理的秩序,其以精神性的形式内渗于《道德经》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之中,本质上是包含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自由意志秩序＂。在《道德经》看来,要使＂道＂这种形而上的秩序落实为现实生活的秩序,不仅在于人们对＂道＂中所蕴含的秩序精神的自觉体悟与主观表达,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活动的自觉践履。《道德经》以＂道＂为核心的伦理秩序思想,为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建设树立了一个价值愿景,对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也有着独到的启示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结构

诗话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诗歌理论形式。宋代是诗话的盛世,但大多数宋诗话,都只局限于评点欣赏,缺乏理论上的开凿,唯独严羽的《沧浪诗话》,能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考察诗歌的特质,提出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沧浪诗话》的问世,使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清人许印芳所说,“诗话之作,宋人最夥,后学奉为圭臬者,群推沧浪严氏书。”(《沧浪诗话·许印芳跋》)     

从袁枚断案想到的

清代诗人,《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在任江宁县知县时,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一天,一名已许婚城中李秀才家的女子,被一阵飓风刮到离城90里处,好心的村民们发现后将她送回家.李秀才不相信风能刮人90里,遂怀疑此女是私奔,便到县衙控告,要求官断退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