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县“文革”杀人的处理经过

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     

胡耀邦与“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错误？不仅关系到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之后的道路将如何走。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寒柏．     

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历时过程

施惠玲、荆学民在2010年第3期《北京交通大学学报》撰文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形成有一个历时过程，这一历时过程包括：（1）“五四”运动以降传统信仰危机。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错位、颠倒、紊乱，使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陷入危机。（2）“文化大革命”信仰宗教化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3）苏东剧变引发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     

“文革”中的步行串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红卫兵开展“革命大串联”活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推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进行。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势。     

“革命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政权机关。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     

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机遇的形成

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不可模仿的特殊性，这种不可模仿的特殊性是由其所面临的特殊机遇造成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偶然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客观结果，乃是其至关重要的方面。本文从“文化大革命”的客观结果与改革开放历史机遇之间的关联性入手，共分7个方面剖析和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机遇的形成过程及其机制，目的之一是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提示一个较有启发性的角度，目的之二是想提示学术界对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应作更为全面的分析，以期更加准确地认识我国现代化的道路，更加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张治中在“文革”中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父亲每次都看电视。天安门广场上“伟大”、“万岁”的标语到处都是，字写得特别大，非常显眼。父亲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说话。余湛邦一直陪伴在侧，他说，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于会泳浮沉录

于会泳有音乐天赋，曾经是优秀的教师、有才华的音乐专家，“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上了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隔离审查，最后自杀。于会泳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程世清沉浮录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县人，解放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斡旋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予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     

怀念恩师王雷鸣先生

我的恩师王雷鸣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教授的得意f1生。从大学始，就专注于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并完成《清代经济史》，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却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毁失。他曾同我讲，“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摧毁。     

30年，四次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每一步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改革开放史，也是解放思想的历史。 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两个凡是”又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新的枷锁。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坚决支持和大力推进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     

1973年周总理为何挨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总理继续批极“左”。     

美中东“新思维”难解乱局

奥巴马中东“新思维”“新”在何处 美国总统奥巴马19日刚就中东政策发表演讲，提出了中东“新思维”，有几大特点值得关注。1．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决心未变。2．明确支持目前发生的中东大变革。3．仍以“世界老大”自居，粗暴干涉别国内政。4．首次提出巴以的永久性边界应建立在1967年边界线的基础上。     

中国智破西方化肥垄断

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农业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是取得较大进步。     

尉凤英拒绝“四人帮”拉拢

尉凤英是许多人所熟知的名字：上世纪60年代初，她作为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工人，能够受到毛主席13次接见，又被授予“毛主席的好工人”这种国内最高荣誉的称号，与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列。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和一些有着这种特殊荣誉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并有幸结识了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     

邓小平决策建立博士后制度

中国博士后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经过近30年的长足发展，现在己成为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要成千成万地派遣留学生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的邓小平面临不容乐观的局面：高级专业人才断层、紧缺，各科研机构、高校等部门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学习。     

为林彪之子选美内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发生兴师动众为林彪之子选美事件，历时近三年，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区。江苏是重点地区之一，经反复折腾，先后有三名女青年被选调北京。     

蒯大富的晚年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邱会作之子：我的一九七一

我所在的124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我那时是该师下属370团三营八连指导员。我们师从1970年就开始在“支左”（编者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〇五工程”在广     

胡乔木与第二个《历史决议》（1）

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在国内外反响强烈。这个讲话集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在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却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且只是在原则上分清是非，并没有具体说明问题。显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过几年再找个适当的时机作出恰当的文件。但叶剑英的讲话，却像一个助推器，各种议论纷纷出笼，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