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职业化”：向村干部职业化过渡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部分地区在村干部管理中制定了“拟职业化”办法，该类管理办法呈现出“职业化”特点，但又不完全按照职业化标准执行，形成类似村干部职业化制度建设的模拟版本。村干部“拟职业化”的出现，反映了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逻辑下，基层政府重新发现并挖掘村庄内生动力，并对“职业化”制度推行的弊病进行了思考，尤其是反思如何破解一般性政策与地方性内涵有效衔接难题。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村干部“拟职业化”路径，一是与支持或者反对“职业化”两种声音展开了对话，二是对“职业化”制度的要求传统进行了继承和改写，三是又对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作出了回应。因此，“拟职业化”因其模拟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特点，在未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过程中将成为一条有益的路径选择。     

建设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关全局，至关重要。一是要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做好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要靠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重视基层、加强基层、服务基层，进一步关心爱护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发展能力强、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的新型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推动发展、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二是要突出加强村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村干部有能力办事、能办成事的问题，提高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构建和谐农村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定期轮训村干部要形成制度，组织部门要精心组织，逐级落实责任，按要求、按计划抓培训。培训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按需培训，确保取得实效。要不断创新选拔村干部的方法，既要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复员退伍军人、乡土人才中选拔村干部，又要注重把熟悉农村的优秀县乡机关干部以及热爱农村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安排到村工作。     

老将出马——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剪影

场景一：朱德连和村干部忙活着将新买的大喇嘛安到了自己家，然后又收拾出了自家的两间空房，他家变成了大队部。     

当前农村干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行政村区划调整和村干部精简后，村域规模变大，村干部人数减少，工作任务相对加重，村干部管理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干部工作难度大与待遇低的矛盾凸显，使得村干部岗位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且越是条件差的村，矛盾就越发突出，造成了村干部干事缺乏热情、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尴尬局面。一些村干部作风涣散、人浮于事、村级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出现激化、恶化现象。     

双江县三项举措激发村干部活力

双江县注重加强村干部的管理与培养，三项举措激发村干部活力。一是拓宽用人渠道，使村干部工作有“信心”。鼓励优秀村干部积极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2003年以来，有3名优秀村干部通过公开招考被录用为乡（镇）武装部长，3名村干部参加公开招考被录用为公务员。二是推行村干部考核制度，使村干部工作更“用心”。按时足额兑现生活补贴，使村于部的工作更积极主动。三是健全党内激励保障机制，使村干部工作更“安心”。落实《村“两委”干部离任补助暂行办法》、     

村干部“群众信任危机”思考

当前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在拉大,出现信任危机。长期下去,既影响农村发展稳定,又影响村干部的形象和工作热情。有效化解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任危机"问题,已然成为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崭新课题。一、群众不信任村干部的主要表现第一,质疑村干部的道德品质。一些群众认为,现在国家的政策都很好,但在涉及群众的利益分配上不公,存在由关系亲疏决定的现象。第     

有益的探索——栖霞市对村干部补贴实行统筹发放透析

为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稳定农村干部队伍，进一步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栖霞市探索对村干部补贴实行全市统筹发放。这一做法，有效地解决了村干部的后顾之忧，激发了他们建设新农村的热情。2007年，全市共对6221名村干部发放补贴1370万元。     

村干部“公职化”对村民自治的实际影响及其政策建议——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

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和支付养老保险的村干部“公职化”政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学界普遍担心这会对村民自治制度造成实质上的损害。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的实证研究可以认为：“公职化”对村干部的角色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村干部的利益代表性更加政府化；对乡一村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村干部更加听命于政府。但从总体上看，“公职化”政策没有对现有的乡一村关系造成实质性改变，它只是强化了既有的乡镇主导的乡一村关系。另外，“政府全额支付”模式下村干部的利益代表行为政府化更加显著，“部分支付”模式下的村干部对“公职化”政策更取赞成态度。对此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应强化对村干部的以村民利益为导向的广大村民参与的考核这一关键环节，村干部“工资”以“政府部分支付”模式更适宜。     

河池市推行“两诺两评一兑现”制度

广西河池市在加强对村组干部的目标管理工作中，创新实施“两诺两评一兑现”制度：村干部对乡镇党委、政府要求完成的工作任务承诺，村干部为民办实事进行公开承诺；村干部的年度考评由乡镇党委根据村干部践诺情况进行评议，党员、组干、     

三项机制为大学生“村官”搭建成才平台

格尔木市自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来，通过省州选派、市内考录渠道，为全市4个乡镇选派大学生村干部45名。为了让大学生村干部尽快地进入角色。确保大学生村干部留得住、干得好。格尔木市结合实际，整合资源，建立了三项机制，为大学生村干部成长成才搭建了平台。     

农村干部公款支付礼金违规行为应引起高度重视

前不久，在对农村信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现少数村干部在参加一些婚宴时多次使用村里的公款作为礼金，具体表现为参加所在乡镇机关及单位（派出所、学校、卫生院等）主要领导的婚丧喜庆事宜等等。村干部在赠送礼金时，往往打着“因工作需要”、“为村集体拉关系”等名义，但实际上，却是“个人感情投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村干部家里有婚丧喜庆事宜时，又广发请帖，     

凌源市用“廉政合同”管村官

<正>近年来,村干部违法犯罪和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打造一支又勤又廉的村干部队伍,凌源市纪委积极探索村级党风廉政建设新路子。该市第五纪工委监察分     

大武口区“四到位”部署春季造林绿化工作

惠农区通过实行“12321”述职考核工作模式，实现了村干部业绩、工资兑现群众说了算，一改过去村干部工作由乡镇党委说了算、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村干部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新时期新疆村干部业绩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对新疆五地州农村调查

村干部作为我国干部队伍中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其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新疆部分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明确了新时期村干部工作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村干部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以便对村干部的工作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     

麻栗坡县创新组织生活方式提升组织生活质量

永德县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和扩大村“两委”换届成果。一是及时开展交心谈心活动。对落选的村干部、村“两委”正职选为副职或聘为村文书的村干部、新当选的村干部分层次逐级开展交心谈心。目前，全县共开展交心谈心772人次。二是全面培训村干部。依托县、乡两级党校，围绕新农村建设、党建工作、村委会工作，加强村干部培训，特别是新任村干部培训。     

东台实施市委书记点题谈话制度

一、抓“递进培养”工程。把农民中群众威信高、家庭收入高的“双高”型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农村党员中既会带头致富，又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型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村干部中政治素质强、发展经济能力强的“双强”型干部培养成村党组织书记。     

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基于对东莞市D镇X村的考察

围绕着村干部职业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两方各有道理又各不充分，这使得实地考察成为拨开迷雾的有效路径。以东莞市D镇X村的治理经验为样本，发掘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低度分化、社会空间的规则化、内生型治理事务密集化、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强监控力度构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权责明晰的分工体系、标准化的办事流程、奖惩有度的动力机制、稳定有序的干部再生产机制保证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了“强当家人”与高度自治、“强代理人”与积极行政并存的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村干部职业化并不一定带来“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后果。     

定远县建立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

安徽省定远县针对村干部“工作难做、报酬难得、生活难过、晚年难度”等问题，建立了村干部待遇激励保障机制，以此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与活力。一是实行村干部结构补贴制度，具体由基本补贴和绩效补贴两部分构成。绩效补贴根据工作实绩进行发放，有利于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把群众的心捂热

他，平凡而又特殊。说他平凡，因为他是众多村干部中的普通一员；说他特殊，因为他是门头沟区小有名气的“明星书记”。连续多年被评为区、镇优秀党支部书记。     

“引领者”、“当家人”、“经营者”：富豪村干部角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富豪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会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是国家的忠实代理人；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但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富豪村干部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扮演乡村社区的“引领者”、村庄真正的“当家人”、村庄的“经营者”等多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