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悖论”

提到悖论,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矛盾。一种说法认为,经济学家把蛋糕做大,法学家把蛋糕分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的不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确实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有对立之处: 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不一样,经济学家总是以效     

论法学家主体意识

“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我们应当为世界法学论坛推出许许多多的、人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法学家。(本文法学家系泛指从事法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因此,研究法学家之成为法学家的主体意识就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不仅如此,法学家是法学学科的中流砥柱。法学的发展离不开法学家的核心作用,     

断层——透析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

法学教育——口号背后的困惑 如今,国内许多法学院都提出一个口号:“培养跨世纪法学家。”但是,有多少学生是为了当法学家而进法学院?又有多少学生在走出法学院的时候就成了法学家? 当今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家阶层,法学家首先是法律职业群体的一员——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律顾问和法学教师,而法学家的养成主要是靠个人潜心努力,而不是法学院教育。既然如此,一个声称要培养法学家的法学院,其实并不明白它究竟应该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而争辩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匠”、还是培养法学家,其实是在为一个虚构的问题在消耗智力。     

通过法学发展思想——对《书斋里的法学家》的反思

最近研读了周少华博士发表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上的“学思论说”《书斋里的法学家》一文深受启发。我感觉到,该文作者带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强调法学家应走到中国伟大实践的前台,希望在历史的震荡中应该能看到法学家的身影。以此为支撑,他叙说了法学的实践品格。     

商事制度与法学方法论之完美融合——《德国商法》书评

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同时也带着一种好奇的欲望走进《德国商法》的。之所以敬畏,是因为本书的作者——卡纳里斯教授是德国最负盛名的私法学家之一,而本书又是德国商法学家公认的本领域最有价值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之一;之所以好奇,是因为在我国学者普遍感受到一种“商法困惑“、商法总论研究面临着一种窘境的同时,德国     

再论法学研究与法学家的文化品位——兼答葛洪义先生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应该是对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思辨、比较和对当代中国法律实际运作的实体分析及其设计。 当法学家脱离开中国法律现实运动的大舞台,又无视法律现象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时,法学家手中的枯笔又如何能具备历史的张力和时代的活力? 法学家的文化品位需要文化装饰,它至少表明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视野和新方法。十年来法学研究尚不成熟的主要根源之一,恰恰在于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中缺乏冷竣的理性思辨和激扬的人文主义精神。     

法官与法学家

法官是一种职业,法学家则是指一种学识。并非人人皆可作法官,但人人都可以成为法学家。曾经有人设想,将各种案件的要素及相关法律条文——归类,制成电脑软件,法官断案时“方便得只需轻轻一按”,便可得出处理结果。果真如此,只怕会有人不平:“法官别人作得,为何我偏偏作不得?”     

论唯物史观在法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近读谢晖先生《法学家:文化品位、学术品位及其实现条件》一文,感慨颇深。谢晖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我国法学家总是围绕时事变迁转圈子?为什么相当多的法学家总是以论证某一政策、法律甚至领导人的著作的合理性为其使命?为什么一部法律颁布时法学界一片欢呼,赞美不迭而颁布后漏洞百出,或前后矛盾时法学界才出来予以补救?为什么法学家对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力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相比如此式微?”他认为在内因上是由于法学家“没有练好干预国家行为的理论内力”。“还没有在高品位文化素质下为中国改革设计出明晰的法律思路”。笔     

法学家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学家、法律人的思维活动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认知形式,因其共同或类似的知识背景、根本追求等而形成互通的法律思维.但由于工作环境、职业需求及评价体系的不同,法学家与法律人的思维模式也呈现出许多差异,在思维出发点、思维方式方法、思维特点等方面各有不同.同时,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法学家与法律人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但两者无法完全衔接的思维模式也值得深思与完善.     

关怀教授谈好书

关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当代劳动法学家和经济法学家,中国劳动法学家和经济法学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会——记上海企业家法学家联谊会年会

以增进企业家、法学家友谊,共同探讨有关企业法律问题为宗旨的上海企业家法学家联谊会诞生一周年了.3月12日、13日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首届年会. 这家联谊会由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四川等地106家企业参加,为团体会员;453个企业工作者和法学家工作者参加,为个人会员,还成立了一个直属分会和江苏吴县分会.一年来,按照“少说空话,     

法学家:法的创立者

大陆法系的特征决定了作为法律创制者的法学家比法官更有机会留名青史 ,尽管当代两大法系的趋同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为什么 ?斯奇巴尼教授从大陆法系法制中法律和法学家产生的历史传统及其相互关系 ,从法学家特有的活动方式和职能 ,从法学家或法学与法典的关系诸方面 ,深入、系统、清晰和概括地阐释了法学家作为法律创制者的必然与实然 ,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塑造法学家的方向与方法 ,而这些法学家们最终是以为了人 ,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创制和改善法律为自身神圣使命的。此类论文 ,国内学界鲜有 ,奉之首篇 ,用以济上品之学     

什么是法学家的社会责任?

本文从法学家的社会责任着手,集中阐述了法学家社会责任的意义,作者认为,法学家作为以从事法学研究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应当尽可能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法学智力成果,从而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作出贡献.由于法学家是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来实现这些社会责任的,为此,法学家应当努力推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也应当提倡勤奋治学、辛勤耕耘的科研精神.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杨永华教授

2012年9月,中国法学会授予25位法学家"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西北政法大学杨永华教授荣膺这一称号,成为西北地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杨永华教授1937年出生于山东东营,少小家贫,却有志于学。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法学家张     

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法律现象研究——答尹伊君先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的贫乏,最终是法学家的贫乏,法学家的繁荣,关键取决于法学家的工作,本期发表的葛洪义先生的文章,向人们揭示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不能替代法学家们的研究方向,迷失方向的法学研究是文化品位所不能弥补的,本刊以为尹文与葛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法学研究不断拓宽、拓深的问题,见仁见智,欢迎法学界同仁踊跃来稿,各抒己见。     

社会学法理学

一、社会学法理学 (sociologicaljurisprudence)的特征 ①(一 )社会学法学家所关注的是法律运作 (即法律秩序的运作、指导审判之权威性原则体的运作 ,以及司法过程和行政过程的运作 ) ,而非权威性律令的抽象内容。分析法学家在律令要素 (亦即指导审判之权威性原则体中的律令要素 )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术语 ,历史法学家在所有社会控制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术语 ,但是社会学法学家却倾向于在法律秩序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术语 ,或者倾向于特别强调这种意义上的法律。② 不过 ,晚近主张法律社会学 (sociologyoflaw)的论者也用法律…     

《现代中国宪法论》(日文版)评介——兼论中日宪法学家各自研究的方法与特色

<正> 一、第一部由中日两国法学家合著的宪法学专著的诞生 1994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宪法论》(日文版),是第一部由中日两国宪法学家合著的、有关中国宪法学的理论专著。它是中日两国宪法学家共同智慧的重要结晶,也是近年以来中日两国法学家在进行学术交流过程中的一项丰硕成果。 该书中国方面的著者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当代中国宪法学正统理论的代表人之一王叔文教授,日本方面的著者有:立命馆大学的畑中和夫教授和山下健次教授以及大阪大学的中国宪法专家西村幸次郎教授。本书是日本的法律文化社近年来推出的一套“现代中国法律丛书(共五卷)”其中的一卷,其总监修人是已故的中国最高法学权威张友渔教授以及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天野和夫教授。由于该书著者阵容与层次之可     

法学家论证意见书及其规范——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的启示

在美国 ,有一套健全的允许包括法学家在内的案外人向法院提供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的制度 ,即“法院之友”制度。我国的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与“法院之友”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 ,目前在我国允许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虽然有一定现实合理性的。但在审判实践中 ,法学家论证意见书有诸多欠规范之处 ,我们应该借鉴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的合理因素 ,制定规范法学家论证意见书的法规 ,健全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的相关程序。     

促进生法学繁荣 创造出有益的经验

今年是《法学》复刊十周年。本期正好出满120期,为纪念本刊这一具有意义的阶段,新设“法学家论法学”一栏,约请全国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就法学现状与发展前景发表灼见。本刊将以对话、专访、笔谈等多种形式,办好“法学家论法学”这一栏目。     

法学家当检察官：改革还是做秀？

有一个检察院．一次就挑选了三位法学家当兼职的检察官。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选拔法学家当检察官．这是好事呀．这是改革呀，你怎么又和做秀扯在一起了呢？我说．你别着急，听我细细道来。法学家当检察官，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改革，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我之所以把这次法学家当检察官行动和做秀联系在一起，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也就是这次法学家当检察官的几个“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