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斗争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斗争。国共两党的宣传斗争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937~1938年,国民党利用统战工作中的优势地位,对边区进行宣传进攻,而中共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导致应对缺失;1939~1940年,国民党继续内外夹击,但中共随着六届六中全会后对统战政策的修正,着重从教育领域内进行反击;1941~1943年,由于双重政权的结束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国民党在边区影响趋于弱化,中共对国民党的宣传开始全面清除;1944~1945年,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缓解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再次放开了对边区的封锁,也试图在宣传上重新进入边区,对此中共则毫不妥协。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宗教政策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制定了保障宗教人士享受一定的政治、文化权利及促进文化发展的政策,并积极进行实践,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既争取了宗教人士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又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外国势力借宗教干涉或分裂中国的图谋。这一时期中共更加重视同时争取宗教上下层人士的政策并付诸实践,注重保障宗教人士的民生问题;而国民党则更注重争取宗教上层来求宗教地区的稳,加之在宗教政策的实践中有一些歧视宗教信仰的行为,这些因素对国民党的宗教政策及实践成效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学术话语权的博弈

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主义林立,在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学等各种社会思潮基础上,形成了代表不同政治主张的组织和政党。由于主义具备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及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发生了多次政治与学术论战。政治论战与学术论战在当时是同体共存、互相制约的,政治诉求融于学术研究之中,两者不存在明确的定义界限。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争之比较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共产党游击战的胜利,这是国内外军事家一致认为的.但是,游击战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国民党也有,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国民党投入敌后游击战场的兵力远远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游击战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而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却迅速衰落瓦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本文试从国共两党敌后战场的比较中来探讨这一问题,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一、在战略上,国民党坚持“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消极持久战,忽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共产党则坚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消耗敌有生力量,把游击战上升为战略问题来对待.     

全省党史书刊发行工作会议在肇庆召开

全省党史书刊发行工作会议于11月27日在肇庆市委大院小岛宾馆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和地级市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以及部份县(区)的有关同志共40多人。会议回顾和肯定了前一段党史书刊发行工作的成绩,交流了做好发行工作的经验,表彰了一批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并对1997年党史书刊发行工作作了部署。     

由对抗到合作——局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方略评析

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在尖锐对立的国内战争背景下走上对日作战的。复杂的背景、局势与矛盾演变,使得国共两党在应对方略上走过了一条曲折之路。"攘外必先安内"与"抗日反蒋"的针锋相对,挖掘了对抗之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略覆平了对抗之坑,使国共两党最终走上合作抗战之路。由此而凝结的启示是时代潮流不可抗拒,对于任何政党而言,国家民族的利益永远是至高至上的。     

浅谈新疆少数民族文字书刊的出版与发行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少数民族书刊的出版与发行，经过近60年的不懈努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无论是在书刊的出版发行，还是在书刊的种类和数量上，还都存在着诸多值得提高和改进的方面。一要尽快建立起一支各学科的作家和翻译人才队伍：二要让乡村广大农牧民尽快富裕起来，让他们能够买得起书、看得上书、读的懂书，三要继续加大建立农家书屋的力度等。总之，只有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书刊的出版发行力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广大少数民族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知识需求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关于党史书刊发行工作的几点体会

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惠州召开现场会议,这是大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激励,也是对党史出版发行工作的推进动员。下面,我谈一谈惠州市近几年来做党史发行工作的简要情况和工作体会。     

全省党史工作暨党史书刊发行座谈会召开

9月6日,全省党史工作暨党史书刊发行座谈会《萍乡市召开。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委主任危仁政,副主任罗炎卿、桂玉麟,各地市委党史办主任,1994年度“两刊”发行工作先进县区党史办主任,以及省委党史委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出席。萍乡市委副书记余鼎革,市委常委、秘书长许德仁到会看望大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印刷与发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红色图书"出版既为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做出积极贡献,又为与国民党文化战线斗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文化基础。系统梳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印刷与发行问题,对推动当今图书发行事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积极做好党史书刊发行工作

党史书刊的发行工作是党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辛辛苦苦征集、研究、编辑而出版的党史书刊不发行出去,而是放起来,那么党史工作的“资政、育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等,就都无从谈起,而且也是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一个很大的浪费。所以,做好党史书刊发行工作,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项光荣职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共两党在通河

通河时局1945年8月日本投降,驻通河的日军、开拓民及其家属,匆忙撤离通河。16日,伪通河县公署也自行瓦解,以伪警务科科长张登仁、伪警务股长吴乃权为首的伪警察组织了保安队,维持社会治安。同时伪通河县凤山警察署署长兼岔林河伪森林警察大队队长高铭三,进驻通河县城。8月18日在伪满通河街公所组成了“通河县治安维持会”,     

国共两党在哈尔滨的第一次合作

20世纪20年代,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各方面都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与掠夺,同时在其操纵下,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社会各阶层强烈的共同愿望。1924年至1927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携起手来,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历史使命。     

国共两党在闽粤沿海的合作抗日

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在闽粤沿海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国共合作,抗日军兴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开创了国共合作、抗日军兴的崭新局面,闽粤两省的国共关系和闽粤沿海的抗战形势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陈嘉庚眼中的国共两党

一二十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国共两党20多个春秋的较量。在这场事关中国前途的阶级决战中,陈嘉庚起初只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但是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不由自主地由旁观者变为中国政治的参与者。1928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陈嘉庚从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正统”观念出发,视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磨擦

众所周知在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北洋军阀、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上走到了一起,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由于两党性质不同,建党宗旨和阶级基础不同,在共同建立的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矛盾。这种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在两党军事合作中也有表现,但由于当时两党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是主流,而军事上以国民党为主体组建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只处于辅助地位的格局也已确定,因此,两党在军事问题上的矛盾是合作中的矛盾。因此,其特点不是军事对抗,而只是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磨擦。     

国共两党在冈村宁次定罪问题上的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理应被列为头号日本战犯。诚如冈村宁次自己认为。“我在中国战场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被判为战犯，死刑也在所难免。”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严惩战犯的声明，不顾中国人民要求审判战犯的强烈呼声，竟想尽各种办法，使出浑身解数，尽力保护这个侵华大战犯，并最终使其无罪释放，安全归国。国共两党在冈村宁次定罪问题上的斗争，充分反映了两党的阶级特性。（－）抗战胜利后，中共即提出一份以冈村…     

国共两党在冈村宁次定罪问题上的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然而然被列入头号日本战犯名单之中。关于战后定罪问题,他自己也认为:“我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被判为战犯,死刑也在所难免。”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严惩战犯的声明,不顾中国人民要求审判战犯的强烈呼声,竟想尽各种办法,使出浑身解     

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启示

国共两党关系是中国现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问题。“国共两党间的反复的合作与分裂和不间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斗争的主要内容。”纵观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