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法治中的"德"

本文从中国法治的宏观界面入手,分析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道德因素,认为从宏观上来看法治的品质就是道德性的,从微观上来看中国法治进程中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我们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法治,还要有实质上的法治.法治必须具有背景化的价值内涵.赋予法治这个特征也就为中国的法治进路找到了价值层面的合理性与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     

试论"现代性"批判与当代价值体系重建的共谋关系

道德和法律同为社会规范 ,都是治国方略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塑造了法治的品格 ,是法治的基础 ,只有将道德和法治结合起来 ,才能建立起既合情合理、又合乎法规的有机社会     

试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本文中心论点: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文章在对法治、人治、德治等概念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两个价值层面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作了具体论证。作者认为,在目标价值层面上,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二者的关系应被视为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在手段价值层面上,二者的关系应被视为法与道德的关系。因此,法治与德治应相互结合。     

法治进程中的法与道德关系

文章认为,应从价值、规范、秩序、治国层面全面地立体地审视法与道德关系,才能回应现代法治国家对法与道德实践提出的迫切要求.从价值层面看,法律必须服从道德评判及其价值指向;在规范层面上,二元社会结构使法与道德成为并立互补的不同规则;在秩序层面上,伦理秩序是基础,法律秩序为主导;在治国层面上,推行法治立国,德治并用.     

从儒家的"德治"到"以德治国"--对"以德治国"的几点历史思考

"以德治国"内含着对儒家"德治"理念的合理概括与理论提升,体现着道德对政治的人文、情感观照."德治"是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其主体系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阶层,其内容则包括以德正己、以德利民、以德养廉、以德立公等.若以西方近代法学为参照,儒家的"德治"不属于"人治"的范畴,故"以德治国"与现代民主、法治并非相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建构一个道德、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式--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当代相对最好的治国方式,其根本标志就在于"法律至上"权威地位的确立.法治有赖于道德的支撑与补充,这对任何法治社会来说都概莫能外,但这并不是我们党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出发点.我们党之所以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德"也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主要是基于我们预定实现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决定的;当然,也还同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国情有关.我们所说的"法治"与"德治"有其特定的含义.对之有了正确理解后就会明白强调德治,不可能"干扰"和"影响"法治,更不意味着要回复到人治的老路.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     

"法治与德治"建立新形势下新闻出版管理体系的重要方略

积极探索建立新形势下新闻出版管理体系,要"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发挥最佳效能,保证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     

实践"三个代表" 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需要,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为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努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人治"文化遗存与现代法治型人格的构建

本文认为,法治性是现代人格的重要特质之一.受中国"人治"文化积淀的影响,当代法治型人格的构建受制于经济与法治发展的客观进程、人格主体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三个方面的局限.为克服以上难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树立现代法文化观念,培养自由、民主、平等、权利意识以及提高法治实效.     

论德治与教化

简单地说德治就是依靠道德的治理,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法律的实施角度来看,德治作为法治的重要补充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德治的实施先决条件就是社会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平、公民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这就赋予了道德教化以重要意义.     

法治国家要建立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之上

在过去对法与道德关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国家强制属性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力量，似乎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道德只是补充法律的不足，没有注意到道德对法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有句古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法律或强制性力量的局限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综合的人文条件，其中，道德环境是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不能实现，法治国家需要建立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之上。 　　道德对法的基础性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道德是调整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人们对法律要求的反…     

法治德治有效结合探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法治、德治有效结合的契合点在于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受传统体制及对现代化社会不当认识的影响,使法治、德治的结合往往会走入道德政治化与以法律包含道德的歧途。在法治、德治结合模式中应注重两者各自的特点和作用,尊重两者并使两者作用互相补充的结合才是有效的。     

法治方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法治方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法治的逻辑起点是良法的创制,这要求应首先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合道德性问题;司法工作者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应忠于法律,这要求教育者应坚定自身的价值信仰;法律以权利为本位的特点启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利益诉求;公民积极守法的境界则要求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要求的自觉遵从。     

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法治文化建设有赖于道德的支撑作用,因为法治文化的生成需要理性与道德的契合,而法治治理中的局限性也需要道德治理加以弥补。道德对于法治文化的基础培养以及法治文化的认同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道德对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道德法律化,培育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情感基础;其次是通过提升法律适用者的道德素养,提升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认同;第三则是通过道德的宣传提升民众的守法意识来推动法治文化建设。     

论法治德治的主与次

对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只能成为道德的底线规则和法律规则的要求.法律规则在治国的意义上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治国应当以法治为主,但必须有道德的支持和辅助.能够对法治起支持和辅助作用的主要是底线道德的培育.     

法治与德治刍议

江泽民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以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举是我国治理国家的重大方略.     

道德法律化:一种需要加以辨析的立法主张--从伦理、道德之别的视角分析

道德法律化作为我国法治进程中学界所持的一种立法主张,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的辨析.由于作为伦理科学核心范畴的伦理和道德的区别,决定了在立法过程中伦理和道德与法律的不同关系伦理与法律之间存在着由此达彼的可能性,即伦理可以被法律化;道德和法律则根本不存在沟通的桥梁,从而道德不可能通过法的创制活动而上升为法律.     

“箱式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边界与实践效应——以湖北省京山市乡村振兴探索为例

实现乡村善治需要构建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自治包含自律与他律两条原则,是法律与道德规则双重约束下的弹性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互构为一个"三治"结合的"箱式治理"结构。在这其中,法律边界与道德边界规定了有效治理的空间,突破两者的边界为"违法"或"违德"的无效治理。自治在法治与德治所约束的范围内上下位移,形成不同的治理类型。在偏向德治的一方为"德主法辅型自治",偏向法治的一方为"法主德辅型自治",居中为典型的"德法均衡型自治",是最优型治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追求有效治理,应区分失效治理、低效治理与高效治理,赋予乡村善治一定的弹性空间,既要以法治与德治方式促进自治,又要在自治活动中培育深化人们的法治精神与德治观念。     

论构建完善的廉政建设德治体系

德治体系在廉政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构筑思想道德防线的基础,是从政人员"官德"修养的保障,是搞好源头治腐的关键.廉政建设德治体系主要由道德文化建设系统、道德引导弘扬系统、道德规范约束系统、道德善恶评价系统和道德社会处罚系统等组成.构建廉政建设德治体系要注意克服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要正确认识德治本身固有的缺陷,坚持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