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能否向法院申请执行附带民事判决的赔偿金?

编辑同志: 被告人王某因故意伤害他人,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同时附带民事判决其赔偿被害人医药费1.5万元。法院判决后被告人家属认为被告人已判刑,不能又打又罚,再说家属也没有赔偿的义务,赔偿应通过法院向被告人索要。因此,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一直没有兑现。现在被告人已刑满释放。请问:被害人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原判应由被告人支付的损害赔偿金? 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检察院 刘联湘     

“酒店老板被撕票案”调查

2005年6月22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对轰动济宁的2003“12·6”特大绑架杀人案的9名被告做出判决,宣告顾小波(化名)无罪,盖连月犯杀人罪,判处死刑,张延红、徐宝敏等8人犯绑架罪,分别判处8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判决一出,立即在济宁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此之前,公安机关认为顾小波涉嫌窝藏罪,检察机关指控顾小波指使盖连月等人将被害人刘伟绑架后杀害。一时间,“顾家的钱能通天”的说法在济宁城传得沸沸扬扬。对于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做出的顾小波无罪的判决,被害人刘伟的家属更是愤愤不平,认为“一审法院回避了顾雇…     

新车配送途中肇事谁担责

机动车生产厂家在为销售商“配送”车辆的途中，雇用的驾驶员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其责任如何分担？继山东省胶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车辆“配送”途中发生的交通肇事案，驾驶员徐二刚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被害人鲁晓军的家属又提起了民事诉讼，追讨经济赔偿。     

刑事责任年龄应降低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犯罪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成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且看以下案例：13岁男孩赵某强暴了14岁女孩明某。然而，由于赵某“未到刑事责任年龄”很快被释放。被害人家属诉诸法庭，法院判决赵某向明某赔偿9021元。就在判决书下达一周后，赵某夜闯明某家，当着明某的面将其母宋某杀害!然而，既强奸又杀人的赵某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被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     

涉案3亿元“套路贷”集团落网记

<正>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张某林、胡某晶等人特大“套路贷”犯罪集团案,近日经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感谢检察机关帮我们挽回损失。”2023年10月28日,被害人袁某某打电话给公诉检察官表示感谢。袁某某和其他20多名被害人,终于取回了被“套路贷”犯罪集团拖走的私家车。     

罪与无罪的较量

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三年前立案侦查的一起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被三抓三放,法院三次判决三个结果,公诉机关两次抗诉,被告人家属四处告状,案件一直了犹未了,闹得沸沸扬扬。随着侦查部门将案件背后的包庇、伪证犯罪事实查个水落石出,才扫清笼罩案情的迷雾,大白真相于天下。     

广东东莞澄清赔钱减刑：轻判幅度遵循法律许可

日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面澄清“赔钱减刑”，此事并非制造司法上的不公平，使判决有利于“有钱人”。其实法院此措施完全是从减轻被害人损失出发，“轻判”的幅度也是遵循法律许可的。     

声明

“感谢法官，为我死去的孩子伸张了正义，”被害人家属向法官说。“谢谢你们。给了我孩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被告人李某的家属也说。10月10日，在上林县法院第二审判庭，随着审判长一声法锤的敲响，曾某等13人团伙故意杀人一案当庭宣判。庭审结束后，在刑事审判工作较少见的一幕出现了，旁听的被告人家属和被害人家属纷纷走近审判席向合议庭法官握手道谢。     

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信访问题研究

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家属既难以通过量刑程序实现自己的复仇愿望,也难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赔偿,还难以通过司法救助机制获得充分的救助,这导致了被害人家属很难理性地对待刑事诉讼制度,进而采取信访甚至闹访等非常规手段来主张自己的诉求。为了兼顾死刑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审法院不得不面临死刑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直接冲突。一审法院尤其是承办法官在死刑案件一审判决前后始终面临着信访带来的压力。为了妥善处理死刑案件被害人信访问题,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信访工作机制,并以此为契机,稳步、有序地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特大碰瓷团伙成员撞法网

2007年9月27日，涉案人员31人的特大“碰瓷”团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顾荣玉等31人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被判处刑罚，其中27人被判处实刑，另外4人被判处缓刑。同时，法院判决责令31名被告人依法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总计511030元。在碰瓷类案件中，此案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第一案。     

开发商“情绪激动”何以能“搅动”法庭

因为要将一栋房子强行征收，河南平顶山一个房地产公司将房管局告上法庭：在两级法院三次审理最终作出对房主有利的判决之后，因开发商“情绪激动”，平顶山法院竟然违反法律关于案件诉讼次数的规定，再次立案，要对这一案件进行第四次审理。（4月8日《潇湘晨报》）     

刑事判决书中刑期的起始日期应如何表述?

编辑同志：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对刑事判决书关于有期徒刑刑期的起止日期是这样规定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XXXX年XX月XX日起至XXXX年XX月XX日止”。但因为在起草、核发判决书时无法确定准确的执行日期，因此，刑期的起始日期不可能表述为判决执行的日期。如果被告人被连续羁押的，应表述为被告人开始被羁押的日期。如果判决执行前被告人经一次被羁押后解除羁押一段时间，然后又被羁押，那么刑期的起始日期则不能表述为第一次或第二次…     

本月网点:司法公正:中国老百姓的世纪梦想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法制的复苏开始，司法公正，犹如沙漠绿洲中的一泓清泉滋润老百姓的心田，犹如黑夜中的一支蜡烛点燃人们心中的梦想。公正，为法官孜孜追求，为百姓翘首以盼。正如西方法谚所云：“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 　　然而，从 80年代初青海杨某杀人案被害人家属拎着血衣踏上长达八年的漫漫上访路，到 90年代末山西某法院“法盲院长”王某挥舞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的警棍，人们不禁要问：法治的春天离我们还有多远 ?司法公正的脚步为何姗姗来迟 ? 　　哲人培根说：“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     

逃过死刑后的"微笑"

2004年11月23日,中央电视台强档栏目“新闻会客厅”,用醒目的标题——“四少年冷漠杀人”——深入细致地报道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绑架杀人勒赎案。为了搞到钱上网,这几个犯案时均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密谋绑架了其中一人的小学同学。在残忍地将其杀害后,他们通过公用电话欲向被害人家属勒索150万赎金。2004年11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绑架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绑架罪判处任亮、南猛无期徒刑;判处杨雨有期徒刑15年;三人附带民事赔偿29万余元;于天则被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法庭上,受害人张为的父母悲痛欲绝。当检察官详细叙…     

对“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的透视

疑罪从无程序运行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司法机关能否最终实现公正、效率的执法宗旨。在2004年10月广州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年会上,笔者听到某省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向与会代表透露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某中级法院在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后,由于证据不足,法院依据刑事诉讼法162条第三项关于疑罪从无的规定,做出了无罪判决。但是,判决宣告后被害人家属极为愤怒,认为法院不为民伸冤,徇私枉法愤怒之余,竟丧失理智地抓获了被告人的儿子并当场砍下其头颅,扬言“法院不给我报仇我就自己报仇”。这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力行无罪推定引发的一起极为…     

忻府区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得以改判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王某某交通肇事案件，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后忻府区人民法院于近日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十年，赔偿被害人家属30万元。由一审判处七年改判为十年。     

男友因琐事将女友杀害 手段极其残忍被判死刑

男女朋友之间因琐事发生争吵，男友在女友熟睡后用砖头将其砸死后残忍分尸。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马涛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马涛被法院判处死刑，同时赔偿被害人亲属各项经济损失54万余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案结事了的践行者

正众所周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告人被判处刑罚后往往要送往服刑场所进行服刑或被执行死刑,面对数额较大的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及其家属没有能力或不愿支付赔偿金,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难问题长期存在,导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实现。与判决方式结案相比,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赔偿,可以让被告人深刻认识到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给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带来的伤害,使其能从内心深处体会到刑罚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以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接受改造,这是其一;其二,调解有助于被害人及家属遭受的物质损     

中国婚内强奸第一案

在现实生活中，强奸犯往往会受到社会的强烈指责和法律的严厉制裁，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尤其在夫妻分居、提起离婚诉讼等非正常阶段，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算不算犯罪？
　　1997年10月，婚内强奸案“始作俑者”王卫明与被害人钱媛媛在离婚诉讼期间，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钱媛媛发生性关系，钱媛媛告发。1999年12月，王卫明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这是上海判决的国内首例婚内强奸案，该案也成为类似案件审判的重要参考依据。至今，网上关于婚内强奸的百度词条和法律研究论文多数引用的都是1999年12月青浦县(2000年青浦县撤县建区)法院对王卫明强奸案的判决。     

浅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2006年末,北京小贩刺死城管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法院最后判决被告人崔英杰死缓,被害人李志强的家属没有获得赔偿。这些年我国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犯罪人死亡、逃逸或穷困无力支付刑事赔偿款致使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的问题愈来愈多,判决最终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法律白条。因此,很多人呼吁要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来缓和这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