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看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是现今各国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依据,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犯罪及未成年保护息息相关。我国目前主提高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合理?结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从责任能力的实质、刑罚目的以及国际立法规定,应该如何看待我国的最低责任年龄。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之反思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 ,这是不完善的。从自然规律、刑罚目的等各方面进行考察 ,刑法都应规定刑事责任的最高年龄。在完善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时 ,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无刑事责任的年老者的危害行为的处置可参照对未成年人危害行为的处置办法     

论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

14岁以下少年不负刑事责任存在缺陷:不符合少年犯已具备一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现实,不能实现刑法的保护功能.以少年的心智成熟状况、理解判断能力为标准,少年犯应当承担适当的刑事责任.我国应当规定少年犯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2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建立相应的刑事责任体系,扩大收容教养等强制性矫正措施的适用.     

中国古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对现行刑法的启示

借鉴中国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规定,思考现行刑法对未成年犯罪的规定是否合理。论证分析了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相对负刑事能力年龄规定的合理性和存在不足。提出了根据"收赎"精神,在传统刑罚外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看法。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必要性研究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是否应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法学界争论之一。本文对我国1979年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与当今时代背景的变化分析,揭示了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提出应当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十二周岁。     

有必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吗——兼谈刑法否定评价与刑罚适用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犯罪呈低龄化趋势，未成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有学者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增加刑法的威慑力，从而达到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笔者认为解决未成年犯罪问题的主要路径在于犯罪预防，而非扩大刑罚的适用。     

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谴责，学理根据上多采折中说，但亦须在立法与司法中予以严格限制；而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须以优先启动少年司法后例外剥夺“未成年人”身份为前提。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司法限缩，其检讨意义在于警示我国应高度重视少年司法改革，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结构体系。     

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谈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之合理性

近年来,许多恶性刑事案件屡屡见诸报端,从而引发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热议,部分学者从对未成年人双向保护的立场出发,主张应借鉴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另有学者从我国现有立法体系的角度,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本文通过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谈我国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合理性.     

浅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户籍年龄的审查

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查与认定是界定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的首要问题，而犯罪嫌疑人年龄证明的书证主要来自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起诉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户籍年龄与自报年龄、实际年龄不一致的问题，对此应注意检察监督。     

从一起个案评析骨龄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

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直接涉及到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负何种刑事责任，应处何种刑罚等问题。《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都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明确的特殊规定，查证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真实出生日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有多个不同内容的年龄证据，导致难以认定其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应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正确调取、审查、判断、采信犯罪嫌疑人年龄证据，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统一。     

降低绑架罪主体年龄之建言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的暴力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对绑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是十六周岁,这不仅在理论上有明显的不妥之处,也给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行为带来不便,因此笔者建议,已满十四周岁的人应成为绑架罪的主体。     

检察环节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采信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实施刑法禁止的犯罪行为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④以及是否适用未成年人特殊刑事司法政策等刑事处断中的关键问题,因此,高度重视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已成为检察机关的共识。以我市某区院为例,2011年至2013年提起公诉的未成年被告人中,经审查后改变公安机关认定未成年人出生日期的占总人数的20％。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诸多用于证明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检察机关在审查及采信时仍然会难以取舍。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关系到刑罚适用的主体范围。而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可能会与社会实际情况有所脱节,从而造成某种漏洞,以至侵害私权。本文从我国目前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入手,分析刑事责任年龄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应综合多方因素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结论。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刑事责任年龄是决定某一行为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要承担多大刑事责任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与刑罚的适用乃至诉讼程序的适用密切相关。只有行为人达到了一国刑法规范所规定的年龄,才产生刑事责任问题,刑法才能对其进行犯罪意义上的评价。因此刑事责任年龄是犯罪主体构成的要素之一,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设置的合理与否关系到人权的保护以及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我国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采用三分法,即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以下）,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完全刑事责任年龄（16周岁以上）。     

中外刑法史中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

综观中外刑法史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乏科学合理之处可资借鉴。本文对此予以全面考察和梳理，并对相关制度规定进行提炼和概括。包括，首开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规定之先河的“三赦”制度、不适用死刑、追究刑事责任的身高标准、追究刑事责任的基准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等。对这些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对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立法有重要意义。     

论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如何确定未成年人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是刑法中一个重要问题 ,必须审慎对待。对未成年人犯罪运用刑罚和案件的诉讼程序均需要进一步完善。根据我国刑罚的目的 ,研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与研究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应当联系起来。     

刑事责任年龄之我见

刑事责任年龄在刑法立法过程中都必须得到充分重视,如果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过高,会放纵犯罪,背离刑法初衷,而如果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过低,则会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造成社会动荡,不符合刑罚目的。因此,规定刑事责任年龄和如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值深究。     

论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

本文通过对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进行简单阐述,并从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的法理依据,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是人权保障的需要,律师刑事豁免权有利于司法公正三个方面对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国际上有关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规定,找出我国在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保护上的不足,并针对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试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也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但在刑事法领域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仍显苍白，尤其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还存在较大漏洞。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在实践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我国少年刑事责任制度之理论检讨

少年刑事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种基本的学说刑事责任能力说、刑事政策说和折中说,其中刑事责任能力说又有所谓辨认控制能力论和刑罚适应力论的分歧。少年刑事责任制度是以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原则而建立。不管理论解释与立法解释如何,事实上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都是折衷于辨认控制能力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之间,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制度来看,实际上也是一种折中说,只不过侧重于辨认和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