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民族地区的自治立法

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法规的权力。它具有立法内容特别、立法层次特别、立法主体特别、立法的表现形式特别等特点。通过对广西、云南两地的调研我们发现,西部民族地区自治立法中存在着民族自治立法体系不健全、内容缺乏针对性与民族特色、立法机关立法理念不强、缺乏自治立法的积极性,自治立法工作仍然较为滞后等问题,其成因是：西部民族地区自治立法的依据不够明确,缺乏操作性;上级部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工作重视、支持不够;对西部民族地区区情的调查和研究还不够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自治立法的立法者整体素质不高,所使用的立法技术相对落后。     

西部大开发中环境行政立法的现状及其优化

环境行政立法是搞好西部大开发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及实现西部地区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前提性条件。近年来,虽然西部开发环境行政立法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因各种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在环境行政立法方面,客观上还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在对西部大开发环境行政立法现状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西部大开发环境行政立法的具体对策建议。     

经济特区立法的成就及其对西部的启示

我国经济特区肩负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重任.五大经济特区自创立以来,尤其是获得立法授权后,充分发挥了经济、法制双重实验功能,取得了重大的立法成就.这些先进的立法成果和经验,例如优惠政策的规范化、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立法及开放的城市管理立法等,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西部地区立法吸收和借鉴的重要内容.同时经济特区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西部地区也应注意避免.     

西部开发与人才立法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跨世纪的战略决策 ,它将为缩小地区差距、民族差距、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而开拓新的局面。西部大开发要做的工作很多 ,最根本的、最主要的还是要抓住人才 ,这是一种无形的财富。本文试图从西部人才立法角度 ,进一步阐述用事业吸引人 ,用政策激励人 ,用情感团结人 ,用制度约束人     

西部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未来——兼论我国环境立法的完善

西部区域生态环境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全局性的重要意义。从地缘法律文化和国家立法的双重视角考察,西部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因素是西部社会主体对法律的需求不足,国家环境立法尚不能完全适应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全面重构我国环境立法,并着重解决好西部地区性差异对环境法律的特殊需求,充分关注西部环境习惯法文化的合理价值。     

论设区市地方立法规范体系的评估

2015年《立法法》修改,大量的设区市被赋予地方立法权,维护法制统一的困难进一步被放大。为了避免出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法制化"的"立法割据"现象,并维护社会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必须不断完善设区市地方立法的规范体系。具体而言,设区市地方立法规范体系就是设区市立法的质量保障体系,具体要求是立法权限、立法选择、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立法体例、立法语言、立法衔接等各个立法环节科学规范,符合统一的立法标准,目的是保证设区市地方立法工作如同现代化的生产线一样,在生产流程和生产标准的衔接配合之下保证立法产品的规范化。因此,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设区市地方立法规范体系的规划和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体系的规划和设计则是以科学评估为基础的。     

立法规划新论

立法规划就是有立法权的主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程序所编制的准备用以实施的关于立法工作的设想和部署。在我国立法规划的实际运作中，要注意中央立法规划编制与地方立法规划编制的关系、立法规划与立法提案的关系、立法规划制定的一般程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制度的具体设计。     

西部大开发 立法要先行

西部大开发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而且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西部大开发,立法需先行,其主要内容应包括西部开发的地位、资金筹集、人才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几个重要方面.     

西部大开发 立法要先行

西部大开发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而且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西部大开发，立法需先行，其主要内容应包括西部开发的地位、资金筹集、人才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几个重要方面。     

云南地方立法回眸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地方立法追循法制原则,依据法定权限,坚持地方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相结合,立足省情,突出地方特色,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云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对立法的需要相比仍有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立法的观念和意识缺乏创新,程序和机制不够科学合理,人力与财力的投入严重不足等。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绿色经济强省以及民族文化大省和国际大通道,推动云南经济社会跨世纪发展的需要,作者提出应该更新立法观念,调整立法思想;体现地方特色,突出立法重点;拓宽立法渠道,完善立法机制;改进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健全立法机构,增加立法投入等观点和主张。     

谈性贿赂立法

在对我国性贿赂行为的普遍性及其危害性分析之后,对我国设立性贿赂犯罪的刑法学理论基础进行论述,提出在中国现行刑法典中增设性贿赂的相关条款,以更好地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赋权与规制：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于打击和遏制职务犯罪有望产生积极的效果。然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技术侦查的制度细节和操作机制方面语焉不详,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考虑,此次修订有必要对技术侦查予以完善。     

中日经济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

中日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法最为繁盛的国家。两国的经济都经历三个非常相似的阶段,两国的经济法立法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纵观中日两国经济法立法史,中、日两国都十分重视经济法立法,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立法赋予了政府较多市场规制权限,“强政府”形象凸显于市场。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在短短的二十年之内经历了模仿、引进阶段,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成熟的经济法理论体系,流派纷呈。在日本,经济法学界的分歧较小,普遍认为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和基本内容。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虚拟财产"保护的立法构想

任何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与救济,即只有通过法律禁止与制裁侵犯权利的行为的发生,权利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实现.由于现有法律的缺失并不能提供完整的保护机制,为确保网络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对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必须解决涉及虚拟财产的法律定位、虚拟财产交易的合法平台的建构和虚拟财产纠纷解决机制等系列的立法问题.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民法典创制与应有权利认知

民法的基本制度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形成的内在法权要求的法律体现 ,是市民社会成员交往的普遍规则。民法典创制必当从认知应有权利这一科学的权利确认起点开始。现代市场经济中生存着广泛的应有权利。我们应当始终坚持“权利本位” ,吸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不断阐发的法权要求 ,构建全新的民事法律制度。民法典创制结构和模式应有利于确认市民社会的应有权利。     

我国行政立法发展成就综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逐步形成了以《行政诉讼法》等11部基本行政法律为主要架构的行政法律体系。本文以11部基本行政法律立法的先后次序为线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立法的发展成就进行了回顾,以期我们能对其中的立法经验加以总结。     

略论法定刑的制约性

法定刑本身属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该接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做到同害同罚，异害异罚，不同犯罪法定刑应该达到平衡，法定刑的设置应该为司法适度解释提供保障，另外不能超越法定刑本身作出司法解释，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应该受到法定刑的制约；司法机关在运用刑事法律的时候，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必须接受法定刑的制约。司法适用中对想象竞合犯罪、转化犯罪的认定也应该接受法定刑的制约。     

论反致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

反致制度是国际私法领域中一项重要的也是颇具争议的制度。它的产生源于各国冲突规范的差异，是在适用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的过程中产生的。本文沿着“概念-历史-价值-立法”的途径进行探讨。首先，从处理国际私法案件的思路推导出反致的概念、类别。其次，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了反致的产生发展。最后，将反致置于我国国际私法的具体制度环境中，认为我国应当将反致作为一种法律适用的例外方式予以接受，并结合作者的理解给出了立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