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追索文物——刘洋和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诉讼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目前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座博物馆中,记录在案的中国文物就有164万件,而流失在海外民间的约为这个数目的10倍,具体数量难以统计。它们大多是在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加上1949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墓走私出境的文物,目前至少有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落异域。面对数量众多的海外流失文物,身为一名律师的刘洋想到了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追讨文物的难题。2007年6月,刘洋以个人名义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国际私法问题

国际民事诉讼是追索流失文物的重要途径。在跨国文物追索诉讼中,法院通常依法院地法裁定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能力,但依文物原属国法裁定原告是否适格,因此,追索方可以采取增加原告的策略以提高成功起诉的几率,同时,国家应承担主导角色。文物追索诉讼由起诉时文物所在国的法院管辖,并依法院地法对特定文物属于动产还是不动产进行识别,这是各国普遍认可的两项原则,我国亦应遵循;由于各国普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解决文物归属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追索方需对文物交易地所在国的民商法律进行研究以预判诉讼结果;鉴于公法无域外效力,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借助条约机制克服这一法律障碍。     

境外诉讼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冲突法问题——伊朗政府诉巴拉卡特美术馆案及其启示?

<正>一、通过境外诉讼方式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背景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中国文物流失惊人,数以百万计,精品即达几十万件,涉及数十个国家。其中一部分是战争情况下被抢走的,另有很大一部分是近年来通过非法走私途径流失海外的。欧洲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国家就是英国,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为     

文物返还国际诉讼中外国立法的承认与执行

在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诉讼中外国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由于受“外国公法不予承认和执行”传统思维的影响,一国的文物国家所有权立法或出口管制法一般很难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但外国公法原则和强行法理论的现代发展、典型的司法判决、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签订、文物市场国的实践都对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可喜的变化表明,没有理由从表面上排除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外国法规则,尤其当这些规则与保护文物的国内及国际立法与政策保持一致时更应如此。     

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国际法困境与出路——以“鼠首兔首拍卖案”为例

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面临着国际法上的困境。根据有关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通过利用中国参加的多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跨国诉讼和涉外诉讼等途径来追索流失海外文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可行的方法是争取与有关国家就有关事项缔结特别协定,由外国力所能及地收复流失文物并将其返还给中国,由中方支付相关的费用;或依据一般法律原则,借助国际司法机构或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达成相互谅解,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措施来追索中国流失海外文物。     

从仰融案看跨国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

就仰融、仰融夫人及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诉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权一案,在中美法律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它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如管辖权问题、出资认定问题、国企的法律地位问题、商业交易的认定问题等,其中,国家主权豁免的标准及其适用成为关注的焦点。     

构筑防止文物流失的法律长城

长期以来,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断代的国度,不得不一再体味文物流失带来的切肤之痛.150多年来,无数文物包括大量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而流失文物到底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个谜.幸运的是,近几年的中国文物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海外回流文物逐渐增多. 　　……     

国际海底沉船文物打捞争议的解决路径——以美国“奥德赛”案的审理为视角

“奥德赛”案对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和应对在美进行的国家及财产豁免诉讼具有借鉴意义。长臂管辖与推定管辖是美国法院行使国际海底打捞对物诉讼管辖权的依据，但由于奥德赛公司打捞的沉船为西班牙军舰，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认为不仅军舰本身，而且军舰所载私人货物也享有豁免。因此，美国法院的对物诉讼管辖权被国家豁免排除，未进行实体审理即直接驳回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求。假若进行实体审理，美国法院不但不应支持奥德赛公司的财产权请求，而且对其因擅自打捞行为而主张的打捞费用和报偿也不应支持。     

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思考

文物流失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追索海外流失文物一直为我国政府和民间所关注。按照国际公约和国内法的规定,战争时期移出的文物以及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返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公法解决方式和私法解决方式,但是由于公约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限制以及文物返还受制于国内法的规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法律障碍。     

对强行法规则的违反不能排除国家主权豁免——以“德国诉意大利”案为例

基于"国家平等原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强行法规则是国际法的上位法规则,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即使诉讼中所涉及的国家行为违反了强行法规则,也应认为基于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不受影响的。     

古遗址保护的公共性分析

古遗址是具有普遍价值的自然文化资源。目前,我国政府对古遗址的管理已初步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这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重要进展。然而,保护古遗址只靠政府是不够的,如何调动整个社会共同管理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缺陷

实证调查表明,代表人诉讼制度不是法院处理群体纠纷案件的唯一方式。当事人人数多少及其相互关系、案件类型、审判成本、外部压力等都是影响法院处理群体纠纷方式的因素。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导致这个在理论上和立法上被赋予高度期待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遭遇重重障碍,群体纠纷案件处理结果成为多方力量博弈的产物。该制度的缺陷提醒我们:法治建设过程中不能抛开国外法律制度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文化基础和制度环境,简单化理解,甚至曲解他国立法,"为我所用"式地盲目借鉴。     

论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优化

行政协议约定内容的设定没有受到立法程序中关于公众参与程序和立法机关备案审查程序的控制,也往往没有协议内容公开和相关程序的要求。相较于行政决定(由行政协议转化而来的除外)作为非诉执行依据的情形,行政协议作为非诉执行依据时更难以解决行政法上的代理人问题,即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一方更难以全面地代表公共利益。从现行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执行名义、申请程序、审查程序和标准来看,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主体一方应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全面考量和保护,并提出如何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分析

长久以来 ,受案范围问题一直围扰着我国理论界和司法部门 ,学者针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种种具体而细致的解决意见和建议。从宏观视角考察受案范围对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影响 ,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欠缺 ,是我国受案范围存在的根本问题。我国受案范围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理顺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入手 ,从根本和长远来看则是要消解受案范围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特殊门槛作用。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评价与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认定是一种证据评价的程序。现代行政诉讼法对证据评价采自由心证主义 ,并要求法官心证的形成具有合理性 ,证明标准即是此种合理性的反映。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合法 ,严格满足构成要件 ,故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原则上必须固定且严格 ,一般采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但在特定情形下 ,证明标准可能且应当修正 ,以有利于实现实体权利     

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的实践困局及破解

为解决纷繁复杂的执行问题,我国间接强制执行措施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发展趋势,但间接强制执行在实践中依然存在适用混乱以及功能异化的问题.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执行程序中各项措施的内在逻辑关联.对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执行保障措施与间接强制执行措施三者的功能、定位进行比较分析,区分各项措施之间的适用条件,明确我国间...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诉讼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立法规定存在着内在冲突,在理论和实务上产生了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立法应明确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当事人申请参加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适当方式,法院依职权追加和通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是超越司法被动性原则的体现,立法上应取消这一规定。     

浅析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国家豁免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管辖。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主权平等理论是其主要法律依据。国家豁免的主体包括国家及其政府机关、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国家政治区分单位、国家机构或部门和其他实体、国家代表。关于国家豁免范围,许多国家先后抛弃了绝对豁免的主张,转向限制国家豁免的立场。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指控事实成立与否的心证标准。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其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独特性确定中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文物修复成果的独创性分析与保护模式研究

文物修复引发的著作权纠纷实质是修复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其核心问题在于判断修复成果是否具备独创性。借助独创性层次理论可以科学建构作品的概念,却得出文物修复成果不可认定为作品的结论,引发狭义著作权难以保护文物修复成果与修复方智力劳动之困境。尝试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版权的立法制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分析引入制版权的正当性,从词义、制版权建构的法律关系等角度考察,可将其纳入邻接权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