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还是民主宪政?——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民主

宪政和民主是现代政治体制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如果说民主是河,宪政则是堤。为了限制民主的冲动性与盲目性,美国人制定了成文宪法,在代表制基础上实现了宪政民主。与国会、总统一样,美国最高法院也是民意代表,只不过更为间接和持久。通过解释宪法,美国最高法院不断修补宪政之堤,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引导民意,将宪政民主转向民主宪政,维护了自身的地位与权威。     

宪政框架下的宪法与行政法之关系

近百年,宪政与行政法治,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这一宏大的主题之下,宪法与行政法之具体关系问题,虽有不少学者提纲挈领式的阐发,却鲜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以“应该”和“事实”两分为基础,分形式、内容、实效三个层次来解析“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这一命题。其中,前两个层次属“应该”范畴,后一层次属“事实”范畴。以期对如下问题有所启迪:缩小中国实然意义上与以宪政国家为模本所构成的应然意义上的“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距离,实现宪政与行政法治的良性互动。     

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有着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也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为世界宪政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人民自觉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论宪政制度下的个案监督——《监督法》之我见

司法机关办了错案，最有权威的法定监督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监督纠正，还有什么机关能监督纠正？《监督法》对个案监督问题既没有作出肯定的规定，也没有作出禁止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个案行使监督权并不违法。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如何正确行使个案监督权．是个确需研究的问题。     

WTO视角下的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作为实现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及国家间税收公平的一种工具,出口退税制度已经成为各国认可或实施的一种税收政策。为了防止成员方滥用出口退税制度,WTO在税收中性原则的指导下,对出口退税制度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制。实践中,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商品出口成本居高不下,降低了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还容易给其他国家以中国政府操纵出口的口实。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以实现十二五规划为战略目标,以实现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宗旨,从实行有差别的退税制度,扩大退税范围,将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建立服务贸易的出口退税制度,遵循WTO制度规范,建立符合WTO条约义务的退税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国出口退税制度。     

任何民族无信仰即无宪政也无法治——民族信仰与中国百年宪政关系的文化考察

中国人民追求宪政并且为之奋斗一百余年但社会效果仍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百年多来中国人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长期的、统一的精神信仰。信仰也是一种规则体系、价值体系,可以补充、完善法律的规范作用。一个民族只有解决了信仰问题,才有可能走向宪政或法治。     

宪政范式下的预算权结构研究——以代议机关预算权为核心

作为权力的背后资源,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权力的效能,财政资源因此成为权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对财力资源进行分配的预算制度也因此成为各项权力斗争的关键阵地和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特征都必然要得到预算权结构的支持和反应。因此预算制度、预算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宪政意义,也非常有必要以宪政范式来进行研究和构建。从宪政民主和分权的范式出发,应紧密以代议机关的预算权为核心来构建预算权结构。代议机关的预算权应贯彻到预算活动的全过程中,并获得法律、制度以及组织的切实保障。     

论行政法的宪政基础——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在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行政法与宪法具有作为公法的同一性;两者之间也存在作为部门法的差异性;最为重要的是,“宪政国家是行政法的前提”,行政法必须构建在宪政基础之上——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地位与职能、宪政控制行政法治的性质与方向、宪政决定并塑造行政法的风貌与品格。中国行政法同样需要具备宪政基础。     

论宪法程序的价值功能

现代社会宪法程序是社会共识建立的权威机制,它特有的内外部结构能够促使在意见的充分陈述、交涉、辩论、沟通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集中,从而形成普遍可接受的政治决策。我们可以从法律运作、政治行为的规范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等方面确证宪法程序的这些价值功能。     

美国宪法诉讼制度的权力制衡功能

宪法诉讼作为违宪审查的一种主要形式,以权力分立制衡原则为政治理论基础,其直接功能就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美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实现了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并通过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诉讼过程中采取司法能动主义或司法节制的立场实现了权力的动态制衡,使宪法诉讼成为权力制衡的一种有效和有力的手段.     

宪法中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1949-2010）——基于宪法文本的分析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有关土地制度的具体规定，探寻土地制度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变迁的历史脉络，把握我国宪法中土地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以期为宪法中土地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     

从国际组织功能看WTO与WCO的关系

WTO和WCO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相互之间在关税和海关措施方面等功能上重叠,存在着国际组织法上的功能合作机制。这一机制集中体现WTO将两个重要协定《海关估价协定》和《原产地规则协定》交由WCO管理,而WCO成立相应的海关估价技术委员会和原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予以技术支持。此外WTO和WCO之间还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以及贸易便利化等领域进行功能合作。以海关估价为例,WCO甚至无视精心打造的《布鲁塞尔海关估价公约》,而全力经营WTO移交来的《海关估价协定》,其背景是WTO和WCO共同推进的贸易便利化大势。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框架——WTO与金融服务贸易有关的协议评析

就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而言 ,WTO的重要性在于将金融服务贸易首次纳入多边贸易体制 ,并制定了一系列与金融服务有关的协议 :GATS、《金融服务附件》、《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金融服务协议》 ,从而构建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框架。其主要内容包括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则和纪律 ,影响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国内法规的协调、承认和实施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争议的解决。此框架是2 0世纪以来国际金融法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创新 ,它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以效率为其基本价值取向。     

WTO贸易议题与社会政策连结的内在途径——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例的分析

在WTO体制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种类的产品，与之生产俱来的社会性非常强烈，自始就不适用WTO关于贸易自由化的一般规则，需将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内化”为贸易限制；然而从具体规则的表面，往往看不到其维护社会价值的表达，故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此乃本文所称的贸易议题与社会政策挂钩的“内在连结”形式。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典型例子，探讨二者“内在连结”之机理。其所得的原理，还可用以分析其他特殊种类产品的贸易议题以及与贸易有关的议题与社会政策的内在挂钩问题。在WTO农业议题的谈判实践中，运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概念，既可有力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也能为我国所持的谈判立场提供正当性之基础。     

赢多输少还是输多赢少?——WTO争端解决机制申诉方败诉案件解析

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国际贸易纠纷中申诉方完全败诉的案件占专家组处理案件的10%强,主要原因是申诉方未能完成举证义务,申诉方没有正确提出诉请,被申诉方政府的声明使得专家组不支持诉请。     

宪法保留：对基本自由权利限制的限制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某些重要事项必须留给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目的是约束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并在客观上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裁判;然而,宪政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即使是立法机关的权力本身也应当是有限度的。实际上,宪政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普遍确立正是主要基于对立法权滥用的矫正;而我国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思路的转变也在事实上承认了立法权本身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从法律保留到宪法保留,是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立基于对多数决暴政的恐惧和对有限政府理念的信奉,它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宪法一手承认人民基本自由权利,而法律的另一手却又予以剥夺的弊病。     

“入世”对我国价格和价格宏观调控的影响及其对策

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关税将大幅度降低，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削弱，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内市场的各类商品将进一步放开，国内外市场的商品将进行公开的、无扭曲的公平竞争，这就为我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对接，为价格的宏观调控的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入世”后，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国内的第三产业价格及收费和第一产业的农产品价格。面对“入世”的新情况，为了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我们必须加大市场价格体系的改革力度，形成新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     

线形结构基础上之双三角结构:对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之再认识

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结构是以线形结构为基础,并由庭审前阶段以检察裁判权为中心的前三角结构以及庭审阶段以法院审判权为中心的后三角结构所构成,这种结构存在一些弊端。改革的思路应当是,变线形结构为基础为庭审阶段三角结构为基础,确立庭审中心论并继续加强审判职能作用,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对侦、辩双方诉讼行为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