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特殊的文学现象:戏曲与八股的契合——以《西厢记》制艺为例

<西厢>制艺在形式上是戏曲与八股文的结合,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出现在清初.由于它的出现,促成了文人尤侗的功成名就,使它从偶然的游戏之作发展到人们研习科举考试、争得功名的范本.但这种现象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令<西厢>制艺完全独立形成一种新型文体,它的发展和流传必须依靠戏曲<西厢记>和八股文这两个支柱.一旦传统戏曲和应试八股走上了衰落之路,<西厢>制艺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精义为本默识心通——论程颐《论语解》的理学特色

程颐确认<论语>是儒家载道的要籍,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也以<论语>作为基本资源.他的<论语解>采用涵畜经文、直寻义理的解经方式,是对传统传注之学的改造和超越.其以"理"解"仁"的德性之学,以"序"求"和"的礼学思想,以及由治心而治世的学术思路,构成北宋理学的基本框架.<论语解>虽然不是完整的<论语>注本,却以其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深刻的义理阐发开创了北宋<论语>学的新局面.     

美国《拜杜法案》的重思与变革

1980年12月12日通过的美国<拜杜法案>是美国专利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该法案的制定动因和基本内容,梳理法案给美国大学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遭遇的批评和质疑,可以认为大学不是"专利怪客".克服<拜杜法案>的局限和"失灵"在于大学和其他利益方主体的利益平衡,美国<2009年专利法修改案>对于在成熟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拜杜法案>如何变革进行了回应.     

陈寅恪与《红楼梦》

史学大师陈寅恪并未曾就<红楼梦>一书做系统之研究,然通过考察相关资料及翻检陈先生之相关著作,<红楼梦>中相关人物、资料时时出现.尤其是中后期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三部书中,相关论述尤多.陈先生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资料的运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以及文化取向和人文精神世界的深邃而丰富.     

爱德华·柯克爵士与英国法学近代化

在法学近代化之初,17世纪的英国面临着全面继受罗马法学与继承普通法学两条道路的选择.柯克爵士明确提出了"老田生新谷"的主张,在中世纪的<年鉴>与<论土地保有>等作品的基础上,撰写了<柯克报告>与<英国法总论>.在"法学观"、"部门法学"与"法学形态"等方面,这两部作品均呈现出了诸多近代性的"萌芽",从而开启了英国法学近代化的历程,并且在事实上开创了不同于欧陆法学近代化的"另一条道路".     

《宝文堂书目》著录与古代小说研究

<宝文堂书目>是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话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书目著录的不全是"书"目,除<六十家小说>之外,有可能还著录了<虞初志>或者<三十家小说>的篇目.现在所认定的<宝文堂书目>著录的话本,事实上一些不是话本,而是文言小说.一旦对书目质疑,势必动摇甚至颠覆奠基于<宝文堂书目>的学术研究.     

附抗辩权债权抵销问题研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反映的新趋势以及对"附抗辩权的债权不得抵销"规则的质疑

在附抗辩权的债权能否抵销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得"和"可以"两种不同的规范模式.前者由<德国民法典>第390条明确规定后,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或地区民事立法及理论所采用.但是这一规定与传统民法中的抗辩权理论有着明显的冲突,并有剥夺权利人意思自治之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和<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抛弃该模式,转而有条件承认附抗辩权的债权可以抵销的做法则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未来我国的民法典应当考虑抗辩权理论和抵销效力理论的一贯性,不应仿效德国的这条规定.     

“民意立法”时代,激情与理性如何平衡

近年来,随着<物权法>、<劳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等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全民意见,"立法民主"已成为公共话题和学界显学.再往前追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已经在中国立法进程中烙下日趋鲜明的民意痕迹、显出日益强大的民意力量:2003年春天至初夏,公众对孙志刚事件的口诛笔伐,直接促成国务院废止了有侵犯人权之嫌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4年5月<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后,有关事故责任认定的条款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质疑和批评,推动北京等地通过征求市民意见、召开立法听证会等手段,出台了更具民意基础的地方交通法规;再晚些时候,一些城市试图制定限制乞讨的地方法规的立法计划,由于民间声音的强烈反弹而纷纷搁浅……     

被消费的"文革"历史与当代现实——消费文化语境下《兄弟》的生产与传播

余华的<兄弟>在2005、2006年的分期出版是当代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它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典型地显示了消费市场和商品文化主导与影响下的文学生产机制对文学的宰制作用.从文学叙事的角度看,消费文化及其文学生产机制影响了<兄弟>的审美品格和叙事特征,"文革"历史与改革时代的现实在小说中呈现出夸饰化、漫画化、荒诞化的倾向.这种文学症候标识出余华由先锋作家到畅销写手的某种隐形蜕变,同时,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文学与市场、消费文化保持适度联姻时,要规避其对文学自主性和文学审美品质的潜在伤害,要对消费文化保持适当的警觉.     

浅谈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政策

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政策的历史背景是元朝统治末期,政治腐败,纲纪废弛.重刑主义在明初法律实践中的表现如果说上述命令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可见一斑,那么制定颁布<大明律>、<明大诰>,则是他推行严刑峻法重典治国的充分落实.<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已经十分严苛,但是朱元璋仍然惟恐法外遗奸,于是又特令颁行<大诰>于天下.<大诰>实际上是以案例、峻令、训导三个方面内容组成而又具有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又如,同一种犯罪,<大诰>的处刑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大诰>的问世,标志着明王朝把重典政策推向了新的阶段.     

论周平王所奔西申之地望

在周“二王并立”这一政治格局形成之际,有两个申国存在：一为西申,即申侯之国,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一为南申,即申伯之国,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即《竹书纪年》之“西申”。由于西申侯具有长期经营宗周西陲的政治基础,具有与周王室世为婚姻的政治地位,具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故宜臼被废之后奔“西申”以求西申侯之助。     

“无锡公敌”周力劳动维权报告

不过是一个劳务纠纷,他惊动了全中国。周力与通用电气以及由此引发的与当地政府部门的争议、纠葛堪称＂中国式维权事件＂的代表,几乎所有维权事件中的潜规则和明规则在周力事件中都可以窥见     

新出土金文所见西周罚金刑研究

学术界对西周罚金刑制度一直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对西周有无罚金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争议。通过对新出土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西周罚金刑制度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西周罚金刑是五刑之外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依附五刑适用的附加刑,多与鞭刑一起适用,罚金的数额与鞭刑的数量往往相同;西周有五个等次的罚金刑,即所谓的"五罚";西周罚金刑适用于不构成"五刑"的轻罪;通过罚金刑所获得的财物既可能由胜诉的一方当事人获得,也可能由政府获得。由于文献不足的原因,夏商没有发现罚金刑制度,西周的罚金刑实为中国古代罚金刑制度的源头,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的罚金刑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川康下层人命运的关注——论周文小说中的被损害者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周文,十分关注被损害者群体的生活与命运。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川康社会,非常熟悉川康士兵和军阀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后来,这些川康下层人成了周文小说描写的对象,比如《雪地》、《山坡上》、《山坡下》、《第三生命》、《茶包》等。这些作品集中表现了川康社会被损害者群体的心理和生存方式,并且,丰富了周文小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社会正义的司法演绎——周美知申诉案法理评析

正义是社会的价值追求,法是社会正义的表达,正义的司法是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司法。周美知等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申诉案的受理和查处,实现了民众情感、社会公理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揭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司法决定和社会正义价值认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周作人战时思想散论——以《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为中心

抗战时期,国人普遍动员身体的当儿,周作人反而禁闭了身体,不给它作出象征姿态的权利.周作人表彰嘉言懿行,传述奇人轶事,恐怕是在激励民气,伸张国人的正气.这些文章或者可以视为新<世说>,表达了对于生活的敬重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周作人考察一部书的历史、一个人的生平、一种时代的陋见、一种态度的表现,表面上不出个人的兴趣,实在倒是谋求公共空间的话语权,替再一次的文化废墟营造精神的家园.     

互相撕咬的川康魔鬼——论周文小说中的统治者形象

周文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四川西部的川康一带,并且在川康军阀中从军六年之久。后来,他漂泊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便把川康统治者形象写进了小说,比如《烟苗季》、《在白森镇》、《红丸》等。这些小说把居于统治者地位的川康军阀和川康政客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既能够从小说中感受到川康统治者的凶残和虚伪,又能了解到川康世界的腐败和丑恶。周文笔下的川康统治者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既是川康统治者的代表,也是旧社会统治者的化身。     

“异姓不王”的传统国宪规范及其悖论与破解

传统政治哲学中“赐姓命氏”的实质就是授予治理权,“异姓”被视为“异德”,不得分享治理权.以西周初年宗法分封为标志,传统政治实践逐步确立了“异姓不王”的国宪规范,其精神实质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理念,终极目的在于维护最高治理权独家垄断的治理秩序.不同朝代的治理者以不同方式对“异姓不王”加以重申和宣示,但基于特定政治局势也或多或少地有所突破,封异姓为王,从而形成了“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古代政治家和法律人运用政治法律智慧,通过一系列行为、制度和手段对这一悖论进行了破解,使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在治理集团内部权力分肥这一重大问题上得以“安身立命”.“异姓不王”的政治悖论及其破解表明,传统国宪的实际运行会出现表达与实践相背离的悖论现象,但是这种悖论本身也构成了传统国宪的一部分。     

论《周易》的象数图示结构

《周易》的《易经》文本源于上古占筮,它体现着《周易》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前哲学阶段。取象运数是《易经》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主要构成。《周易》特别是《易经》对于客观认识有着一个完整的“图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象是基本的结构单元,数是连接这些单元的根本法则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