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的法理学

在中国,从1980年代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良知的拷问,到19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自主性知识场域中从事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在这种知识与政治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法学家从作为自由精神象征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逐渐发展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这种转型导致从法律内部来研究法律的注释法学成为法学界的主流。     

小众化是当代文学的出路吗——与摩罗先生商榷

摩罗先生认为精英知识分子"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与底层民众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现代小说一直存在着大众化的传统,老舍与赵树理就是与底层大众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相融合的文化精英典型。摩罗先生主张以"小众化"解决当代小说困境,其实当代小说困境另有根源。"去政治化"和"物质主义"使当代小说陷入困境。突围之道不是"小众化",而是重新"大众化",即赓续现代文学作家与底层大众相融合的精神血脉,建构代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学。     

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心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是一个文化谎言.它折射出知识分子坚韧性的缺失,也体现出对五四传统一定程度的遮蔽和曲解.这一思想不但不能深刻地影响中国的现实社会,反而导致知识分子群体与大众和现实的分离,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日益孱弱,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性和行动能力.知识分子应该立足本土现实,进行自我批判,加强实践精神,才可望重新取信于民众,在社会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改革时代与民主科学精神——《民主与科学》主题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于4月16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和市级组织的负责人和社内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从民主和科学的视角,切入改革、反腐、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议题。一、为民主和科学万死不辞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主委姚志彬说,民主与科学是九三精神的凝聚,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他从历史的沿革,时代的选择阐释了民主与科学精神为什么会作为九三学社的光荣传统。     

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日文写作中

本文探讨日文写作在殖民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文化想象的变异.在中文写作的对照下,日文写作经历了文学主角由悲苦的民众转变为内心焦虑的知识分子、传统从被批判的对象过渡到民族的身份标记而被肯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被迫隐退、"日本想象"转向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表述等变化;民族自我想象有时会通过"日本想象"得以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也随着殖民社会的演进呈现不同的状态.     

公共事业改革如何走出“被涨价”怪圈

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掀起了民营化改革浪潮,对于公共产品的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国城市公共事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支点和实践参照,但是同时也使我国城市公共事业改革陷入了"越市场化,价越涨"的怪圈,大大背离了民众的预期,招来多方争议与声讨。     

新时期三十年人文知识分子的沉浮

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产过的影响之极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识和知照分子场域的分化,改变了不同知识系统的中心一边缘格局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市场与社会定位,改变了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场域的关系.第一阶段的转型约在197年代末训19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为思想一观念层面的转型,人文知识比之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公共关怀与大众深的中心,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第二阶段,人文知识和政治场域,人文知识分子和权力精题问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技术官僚时代正式来临,人文知识分子场域内部分化为公共知识分子,部位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制度性改革，在造成整个中国文化领域广泛的结构性变异的同时，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动，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迅速变更，进而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分化与重组。这其...     

话语的流变:从“智识阶级”到“知识分子”

从1910年到1940年,"智识阶级"及其演化而成的"知识分子"话语,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被利用和阐释:1919年前后,"智识阶级"话语进入批评文本,其在演绎过程中吸纳进贬义色彩,将智识阶级置于被批判的境地;1927年以后,"知识分子"话语出现,其以"非阶级化"的意蕴解构了"智识阶级"的"整体性";1930年代,在以"革命性"为标准的批评体系中,借助于"出路抉择"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等关键词,"知识分子"话语实践了吸收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意图。     

试论日本的文化土壤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改革的矛盾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积极进行所谓的结构性制度改革,导入了竞争原则、个人效绩考核、劳动派遣等制度.这种结构性制度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一时推动了GDP的增长,但却严重地削弱了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日本社会特有的团体合作精神,大大降低了"职场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所创造的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变化,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改革应该符合大多数民众的价值取向,必须与该社会的文化土壤相互适应.如果破坏了该社会的文化土壤,这种改革不仅不能收到持久结果,很大的可能是事倍功半;如果制度改革摧毁了大多数民众的价值取向,还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日本的结构性制度改革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制度改革,与日本文化土壤的特质的不相容,构成解释"日本失去了30年"的社会学视角.     

第三次创业浪潮

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相比,这是又一个创业高峰,或许也是中国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道路上,在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时代性创业机遇。如果再次失之交臂,这样的创富机会将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在全民创业浪潮中,知识分子作为最后觉醒的创业群体,将有望成为打造未来中国经济实力的中坚力量。     

读书人站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每隔10年就有一个焦点的变化:1980年代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如何承担现代化的中坚作用;到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被边缘化,于是焦点聚集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进入21世纪,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日益密切,少数人甚至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媒体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腐败问题.     

武侠小说与常识

武侠小说在中国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的思维方式,它基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弥漫于中国从下层民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对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识的一种遮蔽和解构。在今天武侠精神向影视和电脑游戏的渗透更是使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社会公正体制和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亟待我们在大众中普及一种起码的理性即健全理智。     

唯物史观走向民众的重要途径——论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贡献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普遍重视唯物史观,并自觉地将其传播到社会,使之在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为民众所接受,成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其中,各种新的文艺作品都为此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启蒙作用。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其历史观的变化也反映在他不同时期的历史剧创作中。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自觉地融入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内容,如人民观、由贫富对立而形成的阶级矛盾及意识等,并与历史上侠义之士和民众反抗统治者压迫及暴政的正义行动,追求自由、平等及人的解放等现代精神,以及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历史取向有机结合,不仅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也有效强化了唯物史观的社会传播效果和广泛影响力。     

“无可无不可”:浅析儒家的行道精神

根据对《论语》、《孟子》中相关思想的诠释,能够理解儒家的"行道"精神。通过孔子的身体力行,"行道"精神开始注入儒家的传统之中,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集中体现了这种"行道"的精神,孟子则直接继承了这一精神,并予以完善和发展。由于孔、孟二人的努力,"行道"精神最终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一面,从而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得以继承与发扬,而"行道"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价值追求。     

牢牢把握岛内民意变化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正近期台湾民众政治倾向的中立者呈现上升趋势,这体现了岛内民意逐渐脱离蓝绿意识形态。该变化加速了岛内民众"西进大陆"的步伐,进而影响到政治势力的动向。岛内民意脱离蓝绿意识形态7月岛内民调显示,民众政治倾向中立者远远超过倾向蓝绿者,相较     

1979年的春天

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来自知识分子的声音,它融合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和现代社会学的批判精神,因而能为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革出谋划策。     

解决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路线图设想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乃至每一个普通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1990年代以后由于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党中央、国务院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解决,但是从整体上看,农民负担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减弱。本文作者深刻分析了近年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政策包括农村税费改革的阶段性,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路线图设想。     

广西彩调“三学”“五子”戏的文化透视

广西彩调传统“三学”“五子”戏产生于清末民初，当时正值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从极端腐朽走向全面崩溃、广西地区鸦片泛滥、赌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些剧目的大量创作并广泛传承为我们了解近现代下层知识分子及社会各色人等的生存境况提供了具体可感的材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下层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赋予了这些剧目深厚的文化意蕴。     

邓小平的晚年思想研究

1980年代下半叶90年代上半叶,邓小平思想的主导与19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叶相比,有很大的发展:从用"先富论"撬动僵化模式的体制,突出改革发展到在改革发展的同时突出强调"共同富裕"。研究邓小平晚年思想的发展,对于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