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尺度刍议

以规则为导向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为了保障各成员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部分协议中设立了各国的司法审查义务。司法审查尺度作为司法审查深度的外在标准,反映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程度。在遵守《反倾销协议》司法审查原则性要求下,美国和欧盟的司法审查实践都体现了对行政行为的充分尊重。而中国有关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法律法规,却采用了十分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标准。鉴于反倾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目前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尺度不宜过深,应该更加灵活化。     

论我国法院对环境标准的司法审查

作为高度专业性的行政规则,环境标准对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具有规范效应。为防止环境法治的空心化,法院须对环境标准进行审查,但实践运作是复杂和困难的。基于对司法案例的分析,法院对环境标准的判决存在2种效力肯定情形和1种效力否定情形,且可被归为较浅审查和较深审查两类。较浅审查的机理有环境标准的专业性、环境标准未获挑战、法院制度能力论和环境标准法律属性论。较深审查的机理有环境标准遭受质疑、侵害行政相对人较大权益和案件审理无须环境标准。当前的实践存在审查义务规避、审查基准摇摆、审查论理不足等问题。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法院需转变审查观念、提升审查能力与重构审查流程,以强化环境标准的司法审查。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法律规则研究

行政主体为相对方设定义务是行政权行使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为了规范行政主体的这一行为 ,为行政主体设定义务确定法律规则是非常必要的。从行政法治实践来看 ,此类规则应该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部分。其中实体规则有成本最小化规则、义务与权利保持平衡规则、义务负担与义务能力相当规则、无法律与事实根据不设定规则。程序规则有义务设定主体有限化规则、义务设定方式法定化规则、义务设定过程程式化规则、义务设定对象具体化规则。     

行政协议显失公平规则的解释论重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显失公平规则直接参考了民法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可撤销事由,在原理上同样体现了契约正义对契约自由的介入。典型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协议中显失公平的认定,提出了行政法与民法并行适用的双层判断框架,包括民法维度下对合意内容的判断与行政法维度下对缔约行为的审查。民法维度下,对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应采取主客观结合的双重要件进行判断,主观要件的评判可为撤销行政协议的正当性提供第二层保障。行政法维度下,行政机关的缔约行为不仅受到一般性条款而且还受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但对缔约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仍应回归对行政协议的效力评价。其中,禁止不当联结作为一项合法性审查标准,通过检视双方给付义务之间以及给付义务与协议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实质关联性,发挥限制行政机关恣意的作用。     

WTO下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

入世后 ,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向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和标准靠拢 ,有利于提升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我国的司法权威和贸易利益以及加强个人权利保障。具体宜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增加诉讼类型 ,引入课予义务之诉 ;扩大受案范围 ,行政补贴规则纳入受案范围 ;扩展原告资格 ,从“法定权利”标准转变为“法律上的利益”标准 ;构建宽严适度的司法审查密度 ,一是要“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举 ,二是主要进行“法律审”。     

行政裁决机关对特定证据的判断过程审查义务——丰浩江等人与广东省东莞市城建规划局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纠纷案

行政机关依据评估报告作出行政裁决时，应当对评估人的评估资格和评估程序进行审查。这一审查既不是对程序过程的形式审查，也不是立足于判断代置的实质审查，而是判断过程审查。这一审查义务与评估机构的专业技术性判断紧密关联，也由行政机关居中裁决的地位所决定。基于判断过程审查义务，行政裁决机关应当审查评估是如何进行的，评估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法院对行政裁决机关这一义务的课以暗含着作出新的评估报告的指令，即对实体性判断提出了间接的指令。     

“入世”后我国司法审查工作的若干问题

司法审查是由人民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复审或者审查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称之为的政诉讼制度。ＷＴＯ规则对成员方的司法审查有着具体的规定，我国对此也作出了明确的承诺。为落实ＷＴＯ规则对司法审查的有关要求和我国的具体承诺，现就“入世”后开展司法审查工作的若干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入世”后司法审查工作的重要性 ＷＴＯ规则对成员方的行政权力救济作出明确规定，并要求各个成员对此作出承诺，是其显著特色之一。司法审查作为行政权力救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ＷＴＯ规则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地位，我…     

严重不合理的正常人判断——“陆煜章案”判解

"陆煜章案"的二审判决在排除了目的不当和偏私后指出,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审查只有一个标准,即行政裁量权是否被不合理行使并达到令正常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而构成滥用职权。该判决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必有行政裁量的见解,对今后的学说和实务并不具有普适性意义。但它关于行政裁量的不合理性审查规则、正常人判断的适用和形成规则,以及法解释中的外国法知识运用,却具有普适性意义。     

论行政证据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证据是行政程序中具有法定形式、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经行政主体查证属实的一切事实 ,行政诉讼证据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来源、属性、程序、效力及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规定 ,既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行政行为证据合法性的依据 ,同时也是建立行政证据规则的依据。而且 ,还应当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确立行政程序中的“谁主张 ,谁举证”规则、证据调查和取证的期限规则以及案卷排他性规则。     

WTO与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WTO的规则与原则体系至少在五个方面将突破我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理论与制度：对行政终局性决定行为的司法审查;对部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对司法审查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对当事人的权利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涉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复杂性的增加。为与 WTO的规定相协调,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司法审查特别法;在相关法律中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及完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相关制度等方式解决。     

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关系之重构

我国现在缺乏系统的行政证据制度,实践中行政机关只得照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行政活动追求效率,把诉讼证据规则简单地移植到行政程序中,在理论上和行政实践中都会产生冲突,因此,应当由《行政程序法》规定符合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证据制度,一旦行政证据制度得以确立,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就应当根据《行政程序法》的证据规则来审查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证据的规范就应当寿终正寝了。     

正当程序:滥用程序权的判断标准

在缺乏有关程序的法律依据时,行政机关对程序拥有裁量权。行政机关对程序的裁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构成滥用职权。正当程序原则的合法地位源自《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行为不得滥用职权。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判断标准之一,是正当程序原则。上述规则的确立,经历了学说借鉴、政策回应、司法实践和法律确认的发展过程。     

试论行政指导的救济

行政指导作为行政管理民主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新型行政手段,在实践中难免会造成行政侵权。文章拟由行政指导的概念及特征入手,从理论上揭示行政指导的应然性及其制度设计的优越性并将行政指导的应然性与其在行政实践中的实然性进行对比,结合行政指导救济的现状及相关法律规定,论证行政指导救济的必要性,并就建立与完善我国行政指导的法律救济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行政立法不作为研究

所谓行政立法不作为,是指特定行政立法机关未依照上位法的规定,未尽到合理的立法责任,在合适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或者程序,展开立法创制、修订或废止活动的行为。行政立法不作为危及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行政立法机关因此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控制行政立法不作为上,应该强化授权行政立法规则的完善以及妥当地处理好立法裁量权的使用,并加强行政自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社会公众对立法不作为的监督。     

我国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探讨

我国对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充分而且存在着一些误解。行政救助是实现制度正义的必然要求;生存权保障是行政救助的权利基础,生存权的性质、内容和特征决定了行政救助是实现生存权的重要手段;行政国家下行政权更加能动和积极,可以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等形式全方位地参与到行政救助的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去。因此,应把正义理论、生存权保障理论和行政国家理论作为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     

美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分析

美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独立于民事和刑事诉讼证据规则。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行政程序证据规则作出原则规定,联邦法院一系列判例丰富和发展了行政程序证据规则。行政官员裁决案件不受联邦证据规则约束,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约束,但须符合实质证据规则的要求,受案卷排他原则约束。行政程序中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当事人的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证据都可接受。行政程序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采用"谁主张谁举证"。     

平衡论视野中的行政法制度设计与权力组合配置——兼论行政法与公民社会的共同成长

行政法需要取得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结果乃是以它们之间的权力平衡为保障。这种权力平衡可以将权力划分微观单元，再依据不同现实需要进行灵活重组来达到。多样化的分散试点是推进权力组合配置改革的可行方式．通过权力的划分、重组与适当配置，行政法与公民社会可以在适一改革进程中共同成长。     

现代行政法的行政自制理论——以内部行政法为视角

行政自制范畴和理论的提出,是对行政自制现象普遍化、立法和司法的功能性不足、内部行政法重新崛起等客观事实的反思和总结。行政自制理论有其独特的涵义和内容,主张行政主体通过行政组织架构、内部行政法律规则和行政伦理,进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积极行政,并成为一种独特的控权模式。行政自制理论是行政法的一个新课题,旨在重新思考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道路,顺应世界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为行政主导的行政法治进程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评《行政强制法》第43条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关涉的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规定透射出这样的利益博弈:公民权的保障与行政权的限缩、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公共利益的隐退。由此足以解读立法者设置该条的旨意。该种立法内容设计存在正当性瑕疵:从宏观上来看,存在与该法同一章节预置规则相冲突之嫌;从微观来看,内容设计之科学性不足。基于此,行政强制执行时间与手段限制的革新应以"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为导向探求行政强制执行时间的限度;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程序设置等方面规制拒绝给付制度。     

行政法律关系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的基本范畴之一。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有利于确立现代行政法观念和行政法制度。从分析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入手 ,可将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所具有的不同法律身份和法律地位以及它与其他法律主体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分为四类 ;在对传统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批判的基础上 ,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可归纳为六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