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时空特征及未来发展解读

时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群体;空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边缘性群体;在未来发展走向上,新生代农民工是新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以中国社会转型、城镇化的时空背景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特征进行重新定义。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是衡量其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标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保障水平都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实证调查显示,无论消费水平还是消费方式,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其消费水平正相关,教育水平、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强化降低欠薪风险的机制,以及全面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均等化制度建设,对于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提升其市民化程度有重要推动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特征、成因及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为城市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思想问题,集中体现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要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矛盾,必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全面、综合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一个概念的社会学审视

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择业机制与择业效果进行理论思考,以澄清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的"误解"。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来看,在城市空间中存在就业机会的"客观事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对识别与利用就业机会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与"动机激发",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前提条件;从其择业机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与供求匹配"三位一体"的择业机制下进行职业选择的;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后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适应性水平是衡量其择业质量的重要指标。     

浅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问题

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重要任务。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基础上提出要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政治社会化问题的重大意义，进而从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心态问题、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政治素养、政府和社会的作为等方面就如何有效解决好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加强和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快速工业化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调查分析——以广东东莞市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包括政治经济权利、发展权益、社会保障权益及文化权益等。利益诉求的有效实现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但在一些快速工业化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状态不尽人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利益诉求困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身素养和加强人文关怀等措施实现。     

人生规划与媒介驱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从农村到城市,随着时空的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绝不只是职业、收入、身份的改变,更是一场命运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环境中经历了丰富的媒介体验和传播实践,逐渐形成了对于人生不同以往的思考和规划。高度发达的城市媒介环境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打开了一扇窗,使得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规划更加现实,对于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与城市融入计划变得更加清晰。从生命历程理论看,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规划与未来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安全现状及维护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进入中央＂一号文件＂之后,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尤其是富士康员工＂N连跳＂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安全的审视。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个案访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安全现状存在人际交往安全感不足、认同感出现危机及对未来缺乏可控感的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多角度分析,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安全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媒介赋权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基数较大,其既是我国工业生产的主力军,亦是社会发展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下,明晰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网络媒介的使用之间的关系及现实情境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1402份问卷数据的收集整理,探讨媒介赋权下不同代际、不同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媒介使用的关系,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阐释.研究发现:网络工具赋权和网络教育赋权对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情感赋权对于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感知存在明显差别;网络信息赋权并不能够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媒介信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引导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积极引导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城市融入度较高、民主平等和开放意识更强、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自觉性较高,能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党组织产生密切联系,这些都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有着广阔的发挥正能量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现状与对策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

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是提升其个体素质、经济收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参与度既取决于政府的投入力度,又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这种继续教育的认同度和参与度.科学实证的认知本群体职业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建立规范有效的培训模式对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竞争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的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并彻底的实现城市化具有重要作用.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理性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人数最多、社会奉献最大的劳动群体,也是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法制教育既是依法保护农民工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法制宣传教育的不足,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亟须对目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予以加强。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感恩现状调查分析及启示

感恩对个体心理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对267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表明：（1）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感恩水平良好；（2）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感恩水平影响不大，文化程度、打工时间和月收入对她们的感恩水平有重要影响；（3）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感恩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研究揭示的差异对构建和完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感恩教育系统有一定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性”缺失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如今农民工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付出辛勤劳动,却无法享受与市民的同等待遇,在他们的生活中面临“公共性”的缺失问题。而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特殊性,使得这种“公共性”缺失问题更加明显。这体现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这种“公共性”的缺失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制度规定方面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各方面的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在多元文化、经济收入、社会制度、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文化、娱乐文化、科技服务、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分析

新生代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主要包括身份分类的矛盾和未来归属的矛盾两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身份认同困境主要存在个人身份建构与社会建构之间的矛盾。社会距离是导致其自我认同困境的直接原因,相对剥夺感是导致自我认同困境的重要原因,追求生存目标与现有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困境问题,必须从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政策建构等多个层面着手。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的调查表明：企业或工作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不重视;收入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城市融入问题不能解决是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心理压力的根源：社会救助途径的单一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迅速有效解决的瓶颈;对人生缺乏长远的规划是心理健康状态骤变的直接原因;网络的发展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新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有效应对。     

2007-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情况调研——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为视角

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从犯罪统计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自身性格特点以及社会关注的缺失造成的。因此,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及其家属应当直面这一问题,齐抓共管,缓解其犯罪高发的态势,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从结构范式到行动范式——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述评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包括结构范式和行动范式两种基本取向。其中，“结构范式”强调社会环境与权力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机会的约制。“行动范式”则强调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机会与社会环境的应对与行动。本文在评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