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三重意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源,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舞台的重要基石。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是民族精神独立的重要支撑,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保障,是助推民族复兴的精神引擎。要将文化自信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纲,以精准对接人民文化需求为本,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转化创新,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双重统一,进而在文化自信中实现文化自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的承接与拓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追求。民族文化路径是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选择民族文化路径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在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克服民族文化路径缺失现象,创造性承接和拓展民族文化路径。这种承接和拓展是多维度的,既包括价值观念维度、思想形式维度、思维方式维度、社会规范维度,也包括语言文字维度等。     

文化哲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形态,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提是中国的文化危机,且它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消解及中国文化模式的更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国人不断优化自身的生命状况和不断追求生命价值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拨开了文化追求的迷雾,构建了文化世界的蓝图,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国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化价值追求。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演进路径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是外来先进文化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先是从自我中心的文化幻觉走向自我反思的文化自觉;再从对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幻觉走向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进而在积极探寻中国社会出路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从"破旧立新"到"返本开新"之路,它既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也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历程、经验与启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回答“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问题,形成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主要经历了萌发与探索、更新与曲折、反思与发展、升华与完善四个阶段。百年演进史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基本经验: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坚持党对传统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要履行好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历经几代人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或者也可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民情、族情相结合,进而在成功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新贡献和新发展。     

刍议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进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断提高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主要通过总结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研究概况以及中国四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内容,分析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的不足之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

现阶段,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需要不断进行探究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为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道路为民族文化大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为以民为本。文章主要全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理论意义。     

论建国以来我国发展观的“变”与“不变”

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党的发展观在反思与探索中不断完善：发展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更强,发展的内涵更加完备,发展的道路和策略更加科学。与此同时,在复杂的嬗变过程中,其基本内核却始终未变：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没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变,坚持通过发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实现党的最终使命的信条没变。这种＂变＂与＂不变＂的辨证,既体现了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定性,又反映了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进取精神;既体现了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决性,又反映了党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自觉意识。     

文化自信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机制探究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通过文化系统内部的建构以及与外界的联系,彰显了自身的社会功能。文化自信具有教化和激励社会成员、凝聚社会共识、调控社会冲突和整合社会资源等重要社会功能。从社会化的视域来看,文化自信社会功能的实现,既是文化社会化和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思想价值社会化的过程。文化自信彰显了文化主体对民族文化的理性认知、反思、批判、认同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接纳。文化自信的社会功能通过文化主体自觉内化的内在机制和自觉外化的外在机制而得以实现。     

提升政党文化影响力与文化自觉

政党文化是执政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判断党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尺。政党文化的影响力与文化自觉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党精神力量的发掘、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坚守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扩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发挥和强化政党道德的约束力都离不开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自觉和文化自觉。因此,要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提升政党文化的影响力,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加强政党文化建设,发挥政党道德的自律作用,依靠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自觉和文化自觉形成与党的执政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     

关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文化主权、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以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国家文化主权和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事实性的挑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内外兼修,既要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论文化矛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文化矛盾是指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内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它本质上是社会物质利益矛盾的反映,但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通常表现为人们的信仰、思维、观念、意识、心理、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特殊而关键的因素,是引起社会动荡的内在诱因。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矛盾,已对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化解文化矛盾,必须提高领导和工作艺术,正确处理实践运作中的一些重大关系。     

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研究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本文论述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发展和繁荣,要坚持首都城市的性质,发挥首都城市的职能,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践行"北京精神"、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文化产品和精神食粮、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弘扬历史名城文化、优化和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等方面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     

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解释框架的再认识——兼论文化的源泉和基础地位

长期以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公式化解释框架表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线性决定和反作用关系。其中,文化只是被决定者。这种生产力决定论其实是传统哲学(传统唯物主义和传统唯心主义)制造抽象理论元基点的形而上学理论方式。按照马克思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确立社会历史实践本体论的哲学变革理路,可以把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循环。其中,文化又构成了生产力、经济和政治的源泉和基础。我们需要确立社会历史实践整体观,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后,确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自觉,为进一步的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政治建设和社会进步,充实文化上的源泉和基础。     

商业贿赂的性质、成因及治理策略

商业贿赂本质上是一种腐败。商业贿赂行为的产生,不仅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关,而且与商业贿赂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及政治意识等内在因素有关。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又涉及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转换等环节。利益协调是治理商业贿赂治理的政策核心,要通过建立相关机制,调节利益实现过程和利益关系,对合法利益手段给予支持,对非法利益手段予以打击,对受损利益给予必要补偿。     

哲学,宗教与中国文化精神:兼论中国人信仰的历史特点

中国化与世界其他主要化的重要不同在于,中国化的基本精神是人主义的,不是宗教神学的,在中国历史上,官方信仰了、学信仰也间信仰互相交错又彼此疏离,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及其在整个民族化中的作用十分复杂,从全局上看,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互渗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褒庇的主干和基本线索,提供给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以安身立命的依托。虽然道教、佛中国历史上也有长久的影响,但追求彼岸不是民族化的主要传统。了解中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the Case of Liberal Cultural Nationalism

Recent work in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has rejected cosmopolitanism to incorporate the empirical agenda of nation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this article three issues facing cultural national liberalism are first extracted from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 : the range of reasonable cultural identities under liberalism; the substantive ethical bases of the stat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rinciples of cultural self-respect. I then examine three works which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ill Kymlicka's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 David Miller's On Nationality , and Charles Taylor's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Kymlicka provides principles of cultural self-respect but is caught between conceptualising culture in universalist and particularist terms. Miller's liberal national state rests on shared meanings, but this serves to complicate the introduction of universal moral ideas. Taylor presents authenticity as an alternative self-understanding to liberal autonomy, but I argue against the notion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跨越文化的沟壑

操着不同的语言,受着不同文化熏陶的人们,在进行交往的时候,不但要跨越语言障碍,还要跨越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种种障碍,才能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否则,就会产生误解,使交际受阻。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并反映本民族的价值观、信仰和民族情感。只有跨越文化沟壑,才能掌握这门语言。     

Does Anthropology Still Exist?

In response to Roger Sandall’s critical analysis, the problematic notion of culture in modern anthropology is examined in terms of cultural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The example of McDonaldization is taken to be a potent instance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ree 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cultural resistance to 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are proposed. The first is cultural in the shape of a strong aesthetic tradition of (national) resistance. This dimension involves some degree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The second condition is political, namely a viable and robust civil society tha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decisive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third element i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tate in policies that promote and sustain a national heritage. Without this state involvement, global market conditions will largely shape the erosion of local and national cultures. Without a political response t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global market commodities will in all likelihood oust local goods and services. Those societies that lack both a strong aesthetic and an effective political leadership can offer little effective resistance to negative globalization and their local traditions are quickly destroyed. This argument is then examined in terms of a number of societies especially Turkey, China and Japan where the erosion of national cultures is proceeding rapidly. These critical assertions against global standardization require a strong first-order notion of culture which modern anthropology appears to be unable or unwilling to prov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