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拜登政府执政后,从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的考量出发,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其核心目标是采取更加精巧的方式深化大国竞争,将推进美国国内政策议程、提升美国自身长期竞争力与美国的对外战略深入结合,在应对跨国性挑战的进程中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同时打造针对中国等对手的新的战略优势。美国还借助所谓“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叙事,实施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将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紧密挂钩。为扩展针对中国的多边阵营,拜登政府注重拉拢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非民主国家”。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面临一系列深刻挑战,如政策连贯性受限、资金投入不足、美国和盟友存在利益冲突等。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僵局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日本:悄然崛起的军事大国

4月17日,赴日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举行首脑会谈,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申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性,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防卫合作,以逐步扩大日本在东亚安全机制中的作用。此举被称为冷战后日美军事战略的新布署,引起各方普遍关注。 当世界正醉心于研究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之时,日本已开始把“政治大国”作为其发展目标。十几年来,日本全面、快速地朝着政治大国迈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官方从未正式提出过要成为“军事大国”,但勿庸置疑,日本正加速走向“军事大国”。一来这是“政治大国”课题中应有之内容,“国际政治总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汉斯·摩根索),军事力量是“实力”的特殊组成部分,纵观世界历史,还从未有过“军事小国”成为“政治大国”的先例,日本不能不深谙其中的道理。二来,从日本军事发展情况和军事潜力看,它具备成为军事大国的能力,不少权威军事评论家甚至认为日本已经是军事大国。 从日本的战略思想、军事实力、军事潜力及发展军事的新动向来看,其军事大国倾向已经是昭然若揭,日本正在成为悄然崛起的军事大国。     

当代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联动

在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日益相互交融和相互渗透.本文通过国际政治的经济化和世界经济的政治化阐述了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联动.     

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相处之道、内生动力与世界意义

2023年3月21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释了在双边和多边、全球和地区等层面全面深化战略协作的重点领域与共同任务。《联合声明》基于对中俄关系历史逻辑、现实挑战和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为中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并引领时代潮流指明了目标与方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特别组织了这组笔谈文章，深入探讨中俄关系的历史逻辑、相处之道、内生动力和世界意义。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阶段，得益于两国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睦邻友好”、“平等互利”、“战略协作”为原则，探索出“平等互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示范。中俄关系是有内生动力的大国关系，以高层交往为战略引领，以政治互信保证行稳致远，以经济互补助力合作与发展，以人文交流深化传统友谊的社会基础。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中俄都是全球性大国，又互为邻国，睦邻友好，持续深化战略协作，有利于国际形势稳定，...     

＂世界工厂＂应该西移非洲

中国目前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和媒体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将所谓的“世界工厂”外移,而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无疑是外移“世界工厂”的最佳目的地。     

论当前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新特征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两化”特征在80年代以来愈益鲜明。国际关系的“两化”现象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强化了经济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愈益残酷和激烈,主权国家不得不借助强制性公共权力深化对世界经济的干预以协调和控制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力度的强化,深深地影响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有机互动,使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呈现出“强经济-强政治”的互动模式。     

日本防卫政策面临重大转折

以“和平宪法”为主旨和基石、遵守“专守防卫”、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无核三原则”,是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法律保障 ,是维护东亚力量平衡的基本前提。随着日本向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推进 ,日本将对自己的防卫政策做重大调整。日本是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 ,还是快步迈向军事大国 ?这决定着日本和东亚的未来     

全球化、民族国家与世界公民社会——哈贝马斯国际政治思想述评

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和“西方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 ,其中也包括国际政治学。他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等广泛运用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对于国际政治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和危害性、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改革联合国与修订国际法、建构全球公共领域、创立世界公民社会等 ,他都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本文旨在对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和总结     

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

美国“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的极化困境。许多学者将美国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强视作政治冲突加剧的表现,但忽略了政治冲突是具有不同性质且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冲突的“变质”,即良性政治冲突转变为恶性政治冲突。这种良性政治冲突来源于“宪政平衡机制”和“混合政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根植于深厚的“民情”和“共识”的社会文化基础。随着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情”和“共识”的衰落,政治上“积极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政治精英和大众选民中“温和派”影响力的减弱,导致不同群体间敌对程度的加剧和对话空间的消失,政治冲突的性质开始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困境。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试论越南外交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理论产生后 ,经历了历史性的兴衰演变 ,国内外学术界在对此理论研究的过程中 ,对其涵义及作用长期以来争议不己。但是 ,无论对其肯定或否定 ,“各国的外交家、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从来都没有因为地缘政治学的声名狼藉而放弃使用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1] 不仅美国与苏联 (俄罗斯 )等全球性的大国在谋求霸权的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 ,而且 ,像越南这样相对较小的国家 ,地缘政治也是其制定国家战略、调整对外政策的极为重要的依据。事实上 ,越南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越南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选择。而通过…     

论“法语世界”的概念

本文作者简述了“法语世界”这一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认为“法语世界”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曾一度有过的政治概念。所谓“法语文化”也将像戴高乐内阁文化部长、法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安德烈·马尔罗认为的那样，逐步地被“人类博爱”文化所涵盖。     

米尔斯海默剖析现实世界

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J.Mearsheimer)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鸣。在这部著作中 ,米尔斯海默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 :2 1世纪早期 ,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 ,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 ,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 ,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米尔斯海默教授也因此被认为…     

政治自由与社会平等——孟德斯鸠与卢梭的政治法学思想比较

一、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理想与三权分立理论孟德斯鸠是17-18世纪法国著名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他所著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奠定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法学思想的基础。在这部法学名著中,孟德斯鸠所致力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政治自由”。在他心中,这种理想的政治目标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孟德斯鸠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把政体划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     

公明党的“中道”政治与保守辅弼

日本公明党是脱胎于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政党,经过近60年的发展,在日本政坛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往往起到了左右政局的关键少数作用。公明党自建党以来坚持以“中道”政治自居,其政治主张对日本政治中的自公联合执政起到了重要的辅弼作用。探讨理解公明党的“中道”政治可以从其与创价学会的历史渊源着手,进而对选民群体的社会属性进行细致的剖析,再对公明党的政治理念与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实践等3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公明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中道”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中间路线或宗教的调和路线,而是根据现代政党运营中寻求政治稳定性的一种诉求,与执政的自民党政治方向或理念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因此公明党在政治实践又以中派偏右居多,对自民党的保守政治起到了重要的辅弼作用。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起飞”之路：以德国为例

世界经济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的霸权秩序，是互相牵制、互为因果、融为一体的。而连结“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结构的“枢纽”，是“半外围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枢纽”之地往往成为霸权国的盟友，它们利用自身在霸权秩序中的特殊位置，获得独特而优越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起飞”。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政治结构中先后出现三个霸权体系，其中第二个霸权体系中的德国，正是凭借世界经济结构与霸权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所提供的独特机遇与空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案例，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与国际霸权体系之间互动博弈的演进模式。     

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

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中,情绪作为一种心理变量与因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由此,本文试图回答情绪在国际政治世界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亦即情绪分析的路径,以及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情绪与理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情绪理性研究既有认知神经科学的微观实验基础支持,又得到了国际政治世界以及跨文化群体研究的经验证实。探讨情绪理性及其战略功能,已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情绪理性研究路径的展开与深入,有助于重构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诸如认同、信任、威慑以及声誉等。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