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未成年犯的调查

通过对2010年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第一手资料分析发现，未成年犯犯罪前的不良行为明显高于普通中学生，初中是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高发阶段，不良行为与犯罪行为存在相关性。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法制教育欠缺、学校和家庭教育实效性欠佳、不良交友和网络负面因素。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和矫治需改善未成年人的生存环境、注重养成教育、强化专门学校的辐射功能。     

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一个动态的社会问题，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近百年来，在探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虽然学说林立、观点纷呈，但大多忽略未成年人犯罪成因中“母亲素质”这个因素。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母子之间往往共同参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形成一方施教与一方受教的社会化过程，其中母亲素质的高低，作用举足轻重。母亲不良言行的引导会直接影响孩子不良行为产生乃至出现犯罪行为的苗头。深入探讨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强化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不能仅仅关注“未成年人’及其“已然之罪”上，应该体现“提前干涉”和“向后延伸”的特征，其所针对的行为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还包括了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所以，要有效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需要变革刑法，需要从总体刑事政策、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处遇政策、诉讼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并需要借鉴吸收各国成功经验，尤其是全国各地试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建立中国独特的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制度。     

论工读教育的重要性与恢复工读学校的设想

工读学校是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特殊教育部门，发挥教育集体的功能，针对特点实施教育与转化，是工读教育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重要经验，只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在湖南省恢复工读教育是完全可行的。     

中小学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义务

中小学校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促使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事业组织，它能结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对学生进行生活指导、青春期教育和心理教育教育，防止各种不良行为的形成。这显然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充分肯定中小学校在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应尽义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中小学校矫治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预防其犯罪的重要义务。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简介之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章至第六章，依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这五章根据未成年人犯罪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规律及其主客观作用，规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五个方面，形成一个体系，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总的反映在完整的体系结构之中，更突出反映在预防犯罪的教育与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这二章中。一、预防犯罪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础与前提本法第二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这实际上…     

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新构想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指出，法制教育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具有重要作用，“教育目的是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使未成年人懂得违法和犯罪行为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危害，违法和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由于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定是18周岁以下，而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校中，可见中小学法制教育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多么的重要。鉴此，本文着重探讨目前我国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现状，以及加强中小学法制教育的途径，并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一、法制教育是我国…     

城乡不同户籍未成年人犯罪的比较

未成年人犯罪历来是犯罪学重点研究课题,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也打上了二元性烙印。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各自的特殊性。城乡未成年人犯罪的共同性主要表现为成长过程中都受到父母的溺爱并过分满足其物质要求;都喜欢上网并有相当比例的网瘾;在犯罪前都有较高的不良行为记录和离家出走经历;犯罪行为都有比较显著的暴力倾向;犯罪所获主要满足自己的消费;出狱后再犯的可能性都达到20%左右。但他们也有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家庭教育方式、犯罪类型等方面。农村户籍未成年人的侵财型犯罪更为突出,而城市户籍未成年人的强奸犯罪明显高于农村户籍未成年人犯罪。     

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个体因素的调查与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的个体因素主要是指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能发生直接影响或与其他因素发生交互影响而促成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心理变项，诸如人格特质、自我概念、心理需求、情绪、压力、生活适应、智力等因素，生理因素是指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形。健康的身体以及愉快的生活，使未成年人偏差及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抑郁性、焦虑、自卑、不安、自制力、攻击性等人格特质使未成年人偏差及犯罪的可能性增大；自我概念与自我认同低会增大未成年人偏差与犯罪的可能性；情绪稳定性低、自我控制力差会增大未成年人偏差与犯罪的可能性。个体因素是未成年人犯罪各因素的核心，其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并与未成年人的个体因素发生交互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保护——浅议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审判的证据防伪

本文论述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审判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认定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要谨慎、科学，符合法理，才能起到预防和矫正犯罪心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工读教育的社会职能

工读教育是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其教育对象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群体，其社会职能是矫治、转化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使其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我校作为实施工读教育的专门机构，经过不断探索、改革、实验，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建构并确定了现行的“三层次一中心”工读教育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其宗旨是：充分发挥工读教育社会职能，为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服务。 　　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三层次一中心”的工读教育办学体制 　　“三层次”是指我…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理据

未成年人及其犯罪行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因而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具有质的不同,有鉴于此,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凸显出标签理论和恢复性司法、刑法谦抑性和人道性以及刑罚个别化的应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独立未成年人刑事法的发展。我国一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足于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犯罪发展的新态势,并由此促成特定的理论学说、法制建设、司法应对,所以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     

完善立法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应重视从源头抓起，下大力解决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治问题。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尚存在缺陷，当前亟需完善禁止未成年人吸烟法、制定工读教育条例、尽快出台流浪儿童救助管理办法、完善监护制度立法，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再设立一道法律保护的屏障。     

比较视角：未成年人违法与矫正措施略考

未成年人违法包含犯罪行为和预防性身份违法行为，其范畴宽于未成年人犯罪。因未成年人司法具有非正式性、以矫正为目标、特殊法庭处理等特点，部分国家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18—20岁刚成年人均可适用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未成年矫正主要通过缓刑和社区量刑等措施，罚金和监禁适用率较低。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是国际趋势，但少数国家依然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实证研究全球未成年人违法及其矫正措施，有助于我国宏观掌握外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现状及趋势。     

“三振出局”法下未成年判决用于加重刑罚的合理性质疑——以PEOPLE V.NGUYEN案为例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三振出局法下,如果存在先前认定之罪,则会导致法院双倍判决现罪。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判决是否构成先前的重罪,不同法院之间存在很大的司法分歧。最终,加州最高法院认为,陪审团的缺位不影响未成年人判决构成先前的重罪;现有犯罪行为表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对过去的犯罪行为进行悔改,因而依据累犯增加量刑是合理的。这意味着法律将未成年人判决等同于严重或暴力重罪的成年人犯罪。这无疑将增加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惩罚性并削弱其补救性,易使矫正未成年人的制度功能落空。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成因分析与矫正路径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愈加突出,究其原因,除了未成年人自身身心发育失衡、家庭管教监护缺失等原因以外,还有学校法治教育薄弱、社会环境失序等多重诱因。为了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既要从内入手,依托数据分析预测与评估改善系统,锁定存在不良行为的未成年群体,强化其责任感与道德感,促进其身心协调发展;又要从外发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规制下,有效改善未成年人不良势头、遏制犯罪低龄化问题。     

中学生的犯罪行为与预警策略研究

根据2108例违纪违规的学生个案和100例违法犯罪案件的研究结果，采用“过程追踪法”，了解到学生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一些特征、成因，以及犯罪行为的发生背景、决策过程与实施线路，为预警策略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从而确定了“综合预防、快速预警、应急干预”的预警策略。     

日本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有效防止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日本以刑法和特别刑法中的相关法条相配合,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成熟的规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作法,顺应国际化潮流,不仅要注重处罚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而且需要加强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措施,通过立法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周边犯罪行为的处罚,扩大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