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实现真正的责任政治——专访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朝着社会管理的民主化、自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推进,只有符合这四个方向的社会管理创新才值得鼓励和肯定。01基层权力行使中的"失控"现象说明,直接面对民众的基层权力该是重新定位的时候了。在新的社会格局下,如何建立良性的干群关系、引入上级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调适权力本身的内部结构,《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央编译局的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他认为,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政府的人事权和财权等监督手段已经很大程度异化,基层存在比较严重的"民主赤字",这是权力失控的核心根源。从长远来讲,这要靠民主和法治来解决,从任命制走向选举制,让老百姓掌握问责的权力,以民主促民生。     

系统论视野中有组织地教育未成年人研究——兼谈社会权力介入家庭教育的边界

在"系统理论"视野中,未成年人教育是一个有机组成系统,其中家庭教育是这个系统的一个互动单元,而"社会权力"介入则是这个系统中的另一个互动单元。有组织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就是使系统中各单元间形成良性互动。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介入这两个互动单元的结构安排,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育的基础,"社会权力"介入是家庭教育的补充,二者泾渭分明,又相互渗透、影响和转化。"社会权力"对家庭教育的介入应当有其边界,遵循自愿性、补充性、不得已性及自律性原则。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两个单元的良性互动、协调配合是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     

告别暴力

社会暴力为什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市场的手段,即等价交换;有法治的,司法来裁决各种纠纷;有政治的,以政府权力来进行管制或"自由裁量"。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式多多少少都出现了问题。市场竞争中有欺行霸市;司法裁决有时得不到尊重和认可;政府权力亦不时扩展"自利性",与民争利,在推动一些工作的时候甚至有借助灰色力量(包税、社会"闲散人员"等)的现象。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郑永年: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

<正>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啃骨头就要有权力,但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发挥社会的活力还是要还权于社会。十八大后中国权力格局有了变化和重构,在今天,已稳固形成新的政治权威,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正如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中国领导层已向外界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出艰难决定并聪明地贯彻实施。中国需要继续出发,而如何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如何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巨大挑战。这一     

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权力和权能配置不合理,公共权力和职业权力因缺乏有力制约而被滥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根本上解决复合性社会矛盾,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使得公权力能按规范的轨道运行。     

越南的社会监督研究

伴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权国家建设的步步推进,社会监督日益成为越南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反腐倡廉和维护国家、公民利益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实践中,越南不断推进信息公开与公民参与和评议,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支持祖国阵线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论证活动,加大社会监督的法规和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成员的监督权利,保障了社会民主,凝聚了社会共识。     

公权利对抗公权力

本书是我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在80高龄时独撰的一部专著,是著者自上世纪90年代迄今对此主题历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化和深化。郭道晖教授原创性地提出的"社会权力"的新理论,这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被     

改革进入深度博弈期

<正>从2014年"两会"后开始,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深度博弈的阶段。其中有利益之争,有价值观之争,有权力之争。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自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日渐清晰。因此之故,对于2014年,有的人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有人更加形象地称之为"历史开始了"。以2014年全国"两会"为标志,在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背书"之后,这个社会的执政阶层和全体人民已经正式向改革的深水区走去。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权力之上的目标

自由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传统上一直依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这三者间微妙的平衡关系。但近20年来我们的精英已经无法维持这样的平衡,因为经济权力早已脱离政治权力实现全球化,而民主政治往往在脱离过程中严重受损。6月17日的希腊议会重新选举,不过是自1960年代以来困扰西方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严重危机的最新症状而已。今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都想拼命免却一场身份危机,结果却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威胁到当前的社会契约,并有可能毁灭现有的社会秩序。     

为什么聚焦县委书记?

聚焦县委书记,反映了有深刻的矛盾要化解,需要"顶层设计"有所作为,对于基层治理有通盘考虑,不能简单以基层来转移怨气;另一方面,县级政权规范权力运作的改革需要早日走出试点阶段,普遍开展。     

“小地方”政治

目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制度化水平虽然较低，但权力资源的交易多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利益集团之间尚未形成大规模交易模式。即权力资源交易尚未达到寡头政治的水平。这就使得“小地方”的法治化进程尚有改进的可能。     

社会管理创新之道

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本能,也是"社会"本身的先验渴望。故自有社会始,即有"社会管理"。自治,或政府以权力、制度、法律、政策等建构、维护一个社会秩序,辅以自身的改革消除社会稳定的隐患。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给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设置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在边界内,是安全的。     

温岭民主，偶然和必然之间

回顾温岭民主的发生和发展历程,必须承认温岭的基层民主创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值得鼓励。但在当地依然看不到被理论界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也看不到公民团体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这个地方真的发生了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某种变化了吗?     

法治化背景下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基层社会治理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依法管理、依法治理,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这已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必须直面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所遇到的难题。文章通过分析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实现策略,以期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的深入开展。     

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崛起国家与体系内现状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任何国际体系中,如果主要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状态,或者权力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依然按照原有比例分配,那么,这种体系就能无     

社会对权力的制约与社会和谐

以权力制约权力对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制约权力的公法模式并不充分,多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循依法治国之道,实现社会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