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济为目的的信访问题时,难免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从比较法的角度,信访权更接近于国外宪法所普遍确认的"请愿权"。就请愿权发展轨迹来看,早期的请愿权兼具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双重功能,之后随着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大量的私人纠纷主要诉诸司法程序解决,请愿权的权利救济功能逐渐式微甚至消失,今天请愿主要作为一种直接政治参与的方式而存在。请愿权在现代成熟宪政国家中的发展变迁图景为我们思考信访在我国如何进行功能转换提供了思路。我国应通过完善司法救济制度逐步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中剥离出来,使信访回到原初的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功能上来。     

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基于纠纷解决体系的思考

诉讼与信访分离是信访功能定位的第一步,信访制度功能合理定位应从我国整体纠纷解决体系的视角出发,以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树立司法权威为前提.根据我国政治体制以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把信访制度纳入人大的框架之内,将其功能定位为: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     

“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

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信访就会不可避免地将问题向更高层集中。     

加强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

信访与行政复议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是减轻信访压力,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基本思路。当前,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存在诸多问题: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不清,二者衔接互动的标准不明确,衔接互动的方式不合理。加强我国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应准确定位信访制度,明确衔接互动的标准,建立衔接互动的工作机制。     

我国行政申诉制度建设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行政申诉是公民的救济权。其可以用来抵御行政机关对正当权益的侵犯,防止权力恣意与滥用,减少腐败,维护公正,提高行政效率。当前在我国行政申诉制度的建设中,其价值定位应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救济权利;功能定位应是审查外部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及内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申诉机关应具备独立性和相应的权力;申诉过程应体现程序公正和程序民主的精神。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信访不信法”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政策建议

"信访不信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访民并不是完全不相信法律,只是想要穷尽一切可以利用的救济手段而已。信访制度被确定为权利救济途径后,访民由于对信访制度的误解将其作为凌驾于司法救济之上的最终救济加以利用。无论是对访民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信访制度带来的净收益都是负值。当下迫切需要将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剥离出来,重新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之我见

信访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涉诉信访是司法民主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我国法院在纠纷处理尤其是信访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从信访工作法制化、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以及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法院信访制度。     

游走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信访的发生学原理及行动逻辑

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设置和政府产生的内在逻辑蕴含信访的发生学原理。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给民众所安排的一种诉求表达机制,信访在政府与民众的体制性沟通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表达的既是民众对政府能解决利益诉求或权利救济的期待和信赖,也是政府对民众通过体制性渠道反映个体或群体利益诉求的信任。然而,囿于非公开化的处理过程、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目标的确定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论等因素,大多数信访行动会失效。失效的信访行动会通过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失序而导致政府信任流失。政府信任的无限度流失会影响执政党的政权巩固,因此,在无法完全革除信访制度的当前,急需从重新审视信访的功能定位、革除压力型信访考评机制、整合信访机构并形成合力等角度提高信访效度,进而增强政府信任。     

信访必须也只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

由于长期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国民有着比较强烈的青天意识和政府万能意识,对政府首长和行政权力过分依赖,加上仲裁、诉讼等权利救济方式的门槛较高,信访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一个重要方式。信访是一种制度,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下,信访体现出党和政府紧密与群众相联系的路线方针,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国家治理视野下信访制度特性和功能的再审视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宝贵制度资源,它是体现"公民信赖"的制度,是遵循"动态民主"的制度,是简便高效的"权利救济"制度,是范围广泛的"权力监督"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审视信访制度,当前的信访制度具有特质数据、负正效应、隐性推力和刚性依赖等四大特性。新的历史时期,信访制度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权益保护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风险预警、政策纠偏的制度设置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和实施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法定渠道,从长远而言,推动新时期信访制度的改革完善,应积极推进以信访立法为抓手的信访法治化进程,推进信访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重要制度设计,推进信访机构成为党和政府重要的特色智库。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信访制度和司法制度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出现了重叠,信访制度面临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改革信访制度,积极探索转型期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以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论信访的行政救济功能及其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信访兼具有监督和行政救济两大功能,但在实践中更多地承载着救济个人权利、维护群众权益的作用,是我国行政救济机制中重要的一元.信访在行政救济程序方面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其权益救济的范围大于其他行政救济程序,但信访工作机构缺乏实体处理权.信访与行政复议之间既存在着分工又呈现出重叠关系,为了体现法定途径的优先性和提高行政救济程序的效率,两者之间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重构信访制度，切实发挥其监督政府功能

就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而言．人们都在质疑信访定位问题．到底是一项什么性质的制度？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有不同的声音。如果从公民权利救济角度来看信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等都是权利救济的必要程序．既然已经有了行政和司法的权利救济方式．还要信访做什么？     

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是信访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具体制度的设置偏离了权利保障的轨道,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致使信访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以权利保障为宗旨定位信访制度,是信访脱困的可能且可行的思路。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由来与现状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颁布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该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历经三个月广泛讨论的信访改革最终以“稳妥改革”的方式定下。由来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权利救济方式,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人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信访在行政领域为公民提供的补救措施,公民通过获得司法行政中的补救,以保护其利益。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是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由此这一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一…     

浅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局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排斥司法救济,不能适应法制行政与人权保障的时代需求,本文力图从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定位的角度,梳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比较大陆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做法,提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建议。     

法治视角下的信访功能定位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信访制度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要求,在公民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当下信访制度功能错位的影响,探讨信访功能的回归途径。通过民主法治的全面推进、人大制度的健全完善、司法救济机制的改革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信“访”更应信“法”

新修订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中,规定“对已经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机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这就强调信访不是权利救济和保障的独木桥,信“访”更应信“法”。据统计,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每年受理的信访案件达10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3年里受理的信访案件分别达12万余件和7万余件,如此海量的信访已经对社会特别对北京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周占顺指出,群众信访所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