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贫困家庭教育帮扶与精准脱贫的思考

教育扶贫对湖南精准脱贫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湖南省教育扶贫的现状主要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完善筹资机制、增加资金、注重职业教育。加强湖南教育扶贫实现精准脱贫的对策主要是: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教师的待遇、使贫困地区的学生从"上得起学"向"上得好学"转变、大力推广贫困农民职业培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建设。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村民参与的困境及其突破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加强村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在精准识别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贫困户识别的精准度;在精准帮扶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村民在扶贫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精准管理中加强村民参与能提高其对扶贫工作的监督力度。然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村民参与却存在着许多困境,如村民参与在精准识别中存在不足、村民参与在精准帮扶中被弱化、村民参与在精准管理中被排斥等。为大力发挥村民参与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功能,应提高精准识别中村民参与的地位、强化精准帮扶中村民参与的功能、满足精准管理中村民参与的要求,以最终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     

山东省选派“第一书记”基层扶贫的经验与启示——以菏泽市郓城县为例

2012年4月,山东省省委组织部从省直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中选派582名优秀党员干部作为"第一书记"到贫困农村抓党建促脱贫。这是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的创造性尝试,是"行业扶贫""单位包村""干部下乡"三者的有机结合,该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政府扶贫的"瞄准精确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自"第一书记"政策实施以来,该政策为贫困农村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条件,推动了贫困农村的基层党组建设,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一致认可。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建设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大量扶贫资源的实际运用,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其健康权、参与权等基本权益也得到相应的保护与保障。从此意义上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就在于保护贫困群体的基本公众权益,并从中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权益问题容易被忽视并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收入被过度关注、公众权益保护的不平等以及政策的前瞻性与战略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化解这些难题需构建一种机制性的保护屏障,具体表现为挖掘中间性组织所具有的赋权和授权功能、以"可行能力"为视角和方法的标准转移以及畅通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中不同子系统政策间的衔接与整合等措施。     

志智双扶助力脱贫攻坚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一条主线。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贫困问题是重点,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重中之重。政策宣传、乡风文明建设、技能教育培训、制度保障对于激发内生动力尤为重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助力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奠定基础。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临夏市“以德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临夏市地处国家确定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甘肃省58个贫困片区县之一,2013年初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943户、2.51万人,5943户,贫困发生率27.83%。近年来,临夏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一号工程",坚持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双管齐下,创新开展"以德扶贫",精准实施"扶德、扶志、扶智"帮扶举措,因户施策、因人施法,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蹚出了一条精准扶贫的新路子。     

精准治理的前提是因地制宜——精准扶贫中的四个案例

本文以精准扶贫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了精准治理与因地制宜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广大的非贫困地区,解决贫困户帮扶的最佳措施是采用普惠的特困救助和低保政策,而不是套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因为误用精准扶贫政策,导致非贫困地区扶贫的大量治理资源的浪费。精准治理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只有标准化才能进行自上而下的督查评估,另一方面只有因地制宜才可能精准治理,而标准化和因地制宜是不可兼得的。这个意义上,在非贫困地区误用强调标准化的精准扶贫政策,必然造成治理绩效的损失。     

精准扶贫中造假行为的成因及治理

在精准扶贫中少数地方政府存在造假行为。从博弈论视角分析这些地方政府造假成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央政府许诺贫困地区脱贫后,原来扶贫政策措施不改变,导致这些地区地方政府造假时能取得当地贫困农户的配合;其次是因为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托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了逆向选择,接受了地方政府的收买,容忍和接受了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治理建议主要有:从有利于反腐败的角度看,贫困地区脱贫时中央政府应取消这些地区原来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对贫困户实行权利和机会的扶贫;实行低保和贫困标准"两线"统一,以免给地方政府造假留下制度空间,同时,建立系统全面、分类的救助制度;要采用市场、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一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治理;要加大力度建设透明政府。     

在精准扶贫中增进民生福祉 诠释新时代共享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并对怎样"精"、如何"准"做出一系列部署要求。六年来,精准扶贫稳步推进,在增进人民福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精准扶贫的提出和实施突出人民主体性,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性。精准扶贫不仅为推进扶贫攻坚事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而且为世界减贫事业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精准精确 扶智扶人——华西村积极创新开展扶贫工作侧记

精准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必然要求。华西村作为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典范,坚持"先富带动后富",认为"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在创新扶贫路径方面积极探索和尝试精准扶贫模式:实施"帮带扶贫",方式由间接向直接转变;实施"智力扶贫",目的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实施"产业扶贫",行为由短期向长期转变。华西村正在拓展一条精准精确、扶智扶人、产业驱动、合作共赢的扶贫新路,为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新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成就·经验北大核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先后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扶贫开发、扶贫攻坚、综合扶贫开发、精准扶贫等五个阶段。经过40年的扶贫实践,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国的扶贫实践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对世界减贫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经验包括:立足贫困状况,适时调整瞄准对象,注重开发式与救济式、保障式扶贫相结合,注重党的领导下贫困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注重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兼论精准扶贫的社会意义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即精准扶贫缺乏对农村内部关系秩序的"保护"。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适应性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精准扶贫之路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开发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结合对湖南省岳阳县最贫困的云山乡抽样的38户农户的入户调查,认为精准扶贫之路径可以概括为四个精准:精准界定扶贫职责;精准确定扶贫对象;精准设制定贫规程;精准实施扶贫之策。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的优势与方略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存在精准扶贫团队专业能力欠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主体性不足、贫困对象缺乏精确认定等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助人方法、助人理念等方面有自身专业优势。在精准扶贫的具体介入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采用多元化的介入策略,将项目运作与培育社会组织相结合;将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将外展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相结合,共同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对民族地区扶贫的介入中应注意文化敏感性问题。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正>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但成败系于基层治理水平。由此可见,贫困地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将决定我们能否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而基层的治理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更是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的高低。一、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我国传统的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贫困群众详情不够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在贫困户识别中存在着贫困状况评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建构

在"十三五"精准脱贫的新形势下,将政府职能转变与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有效结合是解决精准扶贫工作实践问题的关键,需要深入研究。文章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分析了政府主导下精准扶贫的绩效困境,强调精准扶贫绩效提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契合性,在此基础上,从发挥好政府政策设计与执行监督功能、建立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增强扶贫绩效内生动力、构建扶贫绩效监督考核长效体系、激发扶贫绩效活力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建构的途径。     

由面到点:教育扶贫政策的中国经验

教育扶贫是破解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历经以"面"为主的"普惠式"扶贫、"面线"结合的"多维式"扶贫、"线点"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式"扶贫四个阶段。扶贫方略由全国"面"上带动、区域的"面线、线点"协同推进,向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转变,并在扶贫理念、扶贫方略、扶贫方式等方面彰显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成就,反映了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追求,是党和人民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智慧结晶。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要深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完善教育扶贫动态监测体系,搭建多维度立体式教育扶贫体系,提升解决新时代教育问题能力的精准性、高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