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社会的互构——以信息通讯技术在商村社会的应用为例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本文以产业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商业农村为个案,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发现固定电话与手机的应用深刻地影响了商村的经济生产,它们在应用中的悖论现象则表明技术亦受社会的型塑:当熟人社会瓦解,信任机制发生改变时,固定电话因其完备的管理制度被使用者赋予隐秘的社会内涵;商村产业特征及经营策略压缩了经营者的私人空间和时间,致其将手机定位于商业信息传递的工具;漂泊的打工者在封闭的空间中更加渴求交流,因而在手机使用上表现出更强烈的情感倾向。此外,本文还想强调是使用者发挥了主体性,穿梭于信息技术产品与社会结构之间,赋予信息技术产品以生动的社会内涵,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社会特色的技术应用情况。     

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层的思考

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分层的动力,也对社会各阶级阶层起着整合作用,这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对社会分层的悖论,本文从该悖论开始着笔并论述各阶级阶层对市场的回应及其政治后果。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一 实施直接登记是简政放权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但上海在实施直接登记后出现了一个悖论:2014年度社会组织净增数反而少于改革前的2013年度,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的实际成效尚未体现. 上海自2014年4月1日起,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原先预计,2014年度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数量将大幅增长.     

公共政策体制与社会公正

公共政策对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首先发生于体制层面。在界定公共政策体制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正的责任体系找到公共政策体制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联逻辑，并从公共政策体制构成出发分析二者关联的具体内容，同时从宏观上考虑到公共政策在实现社会公正中所遭遇的悖论，提出：体制性思考是解决悖论的钥匙，良好的公共政策体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     

培育企业公民:走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新路径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从培育企业公民视角探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前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存在认识误区也面临实践上的困惑,因此培育企业公民,赋予了国有企业主人翁精神的新内涵;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企业治理核心价值理念。培育企业公民是对国企社会责任现实挑战的积极回应,是破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悖论的有效路径。     

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杜镇“大学生村官”的个案

文章以杜镇"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对此,本文根据个案调查材料提出三个悖论,且通过对三个悖论的解释和分析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扮演着"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中"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等角色。     

空间发展悖论——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判

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场域,承载着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轨迹。马克思在相关著作中阐述时间维度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对空间问题进行了论述。其社会空间批判思想不仅揭示了空间发展的内在悖论,也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识。生产性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出场语境,构成了空间悖论的首要前提。通过对城市空间和全球空间的深入剖析,马克思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认为其不仅是对个体空间的占有和侵蚀,也是引发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这是空间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走向的空间悖论,也是生产方式本身无法逾越的空间界限。资产阶级正是借助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实现了"空间中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生产"的内在转变,建构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全球空间发展机制。唯有超越空间悖论之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建构平等正义的空间秩序。马克思的空间批判思想对于实现人类栖居都市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制度是社会技术应用的中介

<正>确认识和处理制度与社会技术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应用以及作用的发挥。为此,很有必要对制度和社会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将制度纳入社会技术的研究范畴,通过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以弥补社会技术现存理论体系的不足,从而打通"社会技术——制度——社会应用"这一路径。     

当代国际社会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之路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多极化的形成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当代国际社会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由时代背景而形成了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式、载体思维模式和载体操作模式。当代国际社会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只有克服种种悖论的干扰 ,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论“以人为本”的价值悖论及其克服:唯物史观的视野

"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实践论逻辑是从抽象个体的价值实践活动开始的,社会"个体"在价值行动中面临着"价值悖论"的困境,即价值确立的二元性与价值实现的悖反。"价值悖论"是现代人的价值实践活动的逻辑前提,其根源在于"人的异化""人的悖论";同时,也只有在"人本论"的社会发展中才能根本克服这一"悖论"。这样就形成一个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逻辑上升,价值悖论在"人本论"中克服的逻辑结论,为历史的具体的"以人为本"价值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前提。这就是"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实践—认识论在自我克服中的逻辑上升。     

论马克思关于技术对社会伦理二重性影响的思想

随着技术快速进步,如何正确认识技术对社会伦理的影响,从而促进技术与社会伦理的协同发展,是当前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社会考察,充分认识到了技术的矛盾辩证特性,一方面,肯定了技术对社会发展进步、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革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深刻批判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技术成为少部分人维护、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客观上不仅造成人的主体价值的失落,同时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这种技术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不仅产生了人的物化趋势,也产生了霸权,使人类社会面临巨大风险。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技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特性,趋利避害、正确全面运用技术,才能实现技术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论法律评价活动中的悖论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与"私"之间的矛盾是法律评价活动的基本矛盾。法律评价活动中的悖论与主体的责任相联系。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仅有着自身的利益,而且担负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当"私"成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司法机关就不是社会主体的现实主体,但却是社会主体的现实的责任主体。司法机关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在实际上总要由社会的全体成员来承担,由此就产生了法律评价活动中的悖论。言论自由和制度反腐是解决这个悖论的重要途径。     

社会技术哲学视域下的公平社会

当“公平正义”融入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体系当中，并通过最核心的政治文件明确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千百年来被各种制度所标榜的社会人文理念，正在朝着中国公众渐行渐近，一时间，如何构建公平社会成为了社会的主题。文章从社会技术哲学的角度入手，从新时期、新视角、新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构建公平社会应注重社会技术的运用。公平社会的建构是一项社会工程，目的在于通过哲学分析，力求有助于该问题在社会技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     

DIY精神和现代社会

本文将DIY作为关注的焦点 ,区分了DIY的行为、生活方式、精神三种表现层面。同时分析DIY作为休闲文化、时尚制造、自我表达的体现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最后从DIY的悖论中看到现代生活中人与社会关系的矛盾 ,但是DIY作为一种生活形式和风格依旧有它存在的意义。     

在社会转型中启蒙后工业社会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次告别工业社会和开拓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思想运动去对后工业社会做出建设性的构想甚至规划。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是工业社会,它缔造了伟大的工业文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工业社会的创造物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这场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但是,这场启蒙工业社会的思想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转化为实践时,都暴露出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制度主义思维、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崇尚个体而压抑个性等,把人类领进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现在,需要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去加以纠正,努力去思考后工业社会的建构方案,以及开辟一条能够平稳地通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使后工业社会成为人的共生共在的生活场所。     

网络社会伦理道德的特征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大。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是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反映 ,正因为此 ,网络技术的崛起引发了网络社会伦理道德的出现 ,而网络社会伦理道德本身表现出一些独有特征。了解、分析这些特征 ,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和评价网络社会中的一些伦理道德问题。     

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以Y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政协云”微建议试点工作为考察对象

信息技术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工具。通过构建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论的解释框架,对Y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政协云"微建议试点工作进行系统考察和运行机制分析与研究发现:合法性机制、赋能机制和内驱机制是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在这三种机制下,技术应用的合法性、技术权限的可及性、技术认知的有用性与易用性分别从发生基础、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等三重维度,对人民政协能否运用技术介入社会治理、介入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产生直接影响。这为更加立体地认识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已有举措和潜在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即应进一步省思人民政协履职的技术限度,完善技术应用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增强人民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过程中的技术有效性。     

风险社会境遇中的民主政治重构

启蒙现代性所建构的民主政治模式在风险社会境遇中显现了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民族主义困境,民主政治重构的路径,就是通过参与民主、对话民主以及全球民主的拓展,消解原有观念和模式的内在悖论,以便能够恰切地应对风险冲突,积极地承担风险责任,有效地实施风险治理.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文明观的话语叙事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文明观建立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一哲学基础之上,他们围绕社会的未来发展和人的解放这一主题,运用批判的武器叙说了社会文明的演进和未来走向。他们对社会文明的描述不是"冥思式的抚慰",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文明悖论为旨归,遵循文明演进规律而发现的更高阶段的社会文明形态。他们关于社会文明的叙说为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     

论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变革的影响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发现,智能技术所具有的数据理性、赋权治理和隐性规训等特质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智能技术权力化引起社会权力结构重塑;二是数字化治理引起社会治理的理念、路径和方式等发生变革。智能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在促使社会治理变革的同时,也呈现出社会权力分化、“数字官僚主义”和集体共识困境等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