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及其意义——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支撑制度研究

当下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民道德人格的缺失。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建构"道德主体"制度体系的设想,认为道德主体是社会主体在道德建设领域的体现,道德主体制度建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道德选择权是一种保障公民参与社会道德建设的法律权利,是道德主体地位的基本权利表现。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实现了道德建设的法律制度支撑,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展现了道德建设"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具体制度设想。     

法治中国目标下的企业诚信制度建设思考——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我国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在于诚信制度的构建忽视了道德和法律的合力作用。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原有的诚信建设路径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企业社会责任是包括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个方面内容的综合责任和系统责任。从企业社会责任入手加强企业诚信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则,是构建完善的企业诚信制度的有益探索。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     

论依法规范德化社会建设的技术进路

从提升法律制度正当性与实效性的角度来看,倡导自由、平等理念的交易者道德,才能够与法治建设的伦理价值依据相契合。因此,研究者需要慎重分析法律制度、伦理价值与道德习俗之间的互动关系,避免盲目夸大某种伦理信条或道德习俗影响的偏颇举动。在立法过程中,依据宪法确认的政治伦理共识确立的法律原则,应为社会伦理规范与具体法律规则之间的传导媒介。     

法治与德治的互动:规则意识培育的双重维度

规则意识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新时期道德秩序与法治秩序的内在支撑,是现代法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主要价值理念。规则本身包含制度层面的法律规则和道德层面的社会公德。将规则意识置于法治社会框架中,将规则意识培育放在如何满足主体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考量,使规则所体现的法理要求与伦理要求相一致,在底线意义上维系并推动整个社会法治与道德水平的提升。     

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思路上要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引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各项事业建设；布局上要统筹安排，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重点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规则；难点是要抓好制度执行，强化组织、考核、激励措施，健全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可通过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督查制度和维护制度来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在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与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而法治作为制度之治,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之中。     

建设和谐社会:法治建设、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统一

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新课题。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把握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本质,构建和谐社会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和谐社会最终得以实现,则是要靠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构建和谐社会重在制度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延续,并未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对抗式的文化传统,因其相对完善的民主法治制度,却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在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旧制度下,社会和谐无法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仍未完成,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唯一出路。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近年来,社会上有些人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吹“全盘西化”,散布了许多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一些青年学生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持怀疑态度。因此,很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分析,澄清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无庸置疑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并由此逐步形成共同的道德标准。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不能消除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等形形色色的腐败社会现象。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容     

东莞节日祭祀习俗和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节日祭祀"是东莞民间的传统习俗,是具有很多特定含义的仪式和乡规民约。分析传统节日祭祀习俗对东莞经济效益的作用,研究节日祭祀习俗对市场劳动力的重要维护作用,以及礼俗活动对于鸡和猪的市场需求下,促进了当地养殖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论人民调解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很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之下,这项制度在促进民主法治进程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项历史任务保驾护航。     

理想人格的制度环境及其社会塑造

理想人格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塑造相结合的产物。每个人都无法脱离其生存的制度环境,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塑造。制度环境决定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和类型。理想人格的塑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道德教化;二是制度规范。相对于道德教化而言,制度规范具有优先性。制度规范是塑造理想人格的有效途径。     

论制度德性的内涵及其意义

近年来,对制度道德性问题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一般来说,制度德性优于个体道德的选择。有德性的制度应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德性的制度还有利于个体道德的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是目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关键和突破口。因而对制度德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健全完善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制度在价值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公平正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价值指针、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体现于党中央治国理政方方面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理想。坚定制度自信、彰显制度优势,就是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不断得到实现。     

制度视域下社会诚信建设探讨

文章从制度视域探讨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诚信行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道德诚信边际效用递减和社会诚信建设对传统诚信体系存在路径依赖。文章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社会诚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须从健全完善诚信信息监控机制、健全完善诚信行为激励机制、加强对公民诚信制度教育等方面着手,从制度建设到思想观念上齐抓共管,齐头并进,才能保障社会诚信真正落到实处。     

非正式制度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

在中国现阶段,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轨过程的巨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全面的和谐社会观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里,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无疑会和人为设计或引进的正式制度有矛盾和冲击。我们有必要检讨在中国的本土资源当中,有哪些是适应现代化内在要求或者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的,有哪些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从严治政健全问责制度

问责制度是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而且也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     

习俗型信任对公民法治意识成长之影响探析——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存在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在习俗型信任的基础上产生了非理性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可能是有益于社会或群体生活和交往秩序的,也可能是有害于社会的。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民主和法治相伴而生,而习俗型信任是否也会对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产生影响呢？本研究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通过交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习俗型信任与公民法治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并探讨如何逐步促进合作型信任的形成进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