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与公民参与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确立其为目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以服务公民为导向,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由政府单项度治理向政府、公民和社会合作的多元化治理转变。借鉴西方诸国的政府管理经验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列入我国政府改革的日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本身的改革是首要的,而这其中更离不开公民有序的参与过程。     

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其具有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互动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国内近十四年数字治理期刊论文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数字治理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治理研究方法和对象单一、研究内容趋同。推动数字治理的实证理论研究、公民的互动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判断标准发展探究——能从“同意论”发展到“满意论”吗?

自霍布斯以来,西方政府行动的合法性理论及其判断标准一直以"同意论"为基础来丰富和发展。洛克、卢梭立足于想象的契约论发展了"同意论",边沁将基于契约论的"同意论"转化为以利益为分析起点的"效率论"。其后,经行政学的独立、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引导,以"效率论"为基础的政府行动合法性理论得以巩固。"同意论"内含着非实质性"君主-臣民"承诺关系的分析框架;"效率论"形成了"政府-人民"行动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政府处于行动关系的中心。新公共服务将"服务论"作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试图建构"政府-人民"的合作行动框架。十九大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的目标,"满意论"成为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政府行动的合法性论。以此推断,来源于新公共服务的"服务论"有可能转化为"满意论",成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吗?这需要持续关注。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内涵特征、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是新时代我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主要指政府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进行精准感知、精准聚类、精准测量、精准满足和精准监测的决策过程,具有需求实时洞察、系统集成联动、公共价值导向等特征。现阶段,我国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面临"数字基建薄弱"阻滞公共服务需求精准感知、"信息不对称"妨碍公共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数据壁垒"制约公共服务需求数据集成共享、"表达机制不畅"阻碍公共服务需求的精准反馈等难题掣肘。基于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理论创新,通过推动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理论创新、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动态调整的公共服务需求清单制度、重视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排序、打造公共服务需求实时监测平台,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研究

无论是从本届政府的工作报告来看，还是从各级政府的实际工作来看，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下一步的建设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在政民关系、公民权利、公共服务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均不同于传统型政府，作为我国政府主要职能之一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服务型政府时期也将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然而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现状仍然存在着诸如供给主体单一、服务客体有限等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围绕着服务型政府时期的公共服务要求封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下倾斜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方针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动员、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要把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公共文化服务要纳入到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到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关于地方政府服务能力相关概念与理论探析

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明确指出要强化和发展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服务能力就成为了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时,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再造等改革活动也为我国地方政府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文即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各国政府已有的改革经验和我国地方政府的特点,以中国实际为背景,借鉴、参考学术界已有的对于政府服务能力的论述、定义,提出较为全面准确的地方政府服务能力概念,界定地方政府服务职能的范畴,同时,探析服务型政府职能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地方服务能力有哪些指导作用,希望能为以后对地方政府服务能力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及政府责任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实行政府高度垄断,并且政府公共支出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这些导致我国政府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阻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对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做法,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过程中,我国政府应努力创造和完善推行市场化的各种条件。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旅游公共服务模式探究

正旅游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为了追求政治目标的最大化,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通常习惯于对旅游服务大包大揽,形成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运行模式,将一些不应该管也可能无法管好的事情统统纳入自身服务体系,使自身承担较大的服务供给压力,从     

关于民族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思考

随着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逐步发展,以及我国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探索“,服务型政府”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标。同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民族乡政府作为直接面对农民群众的、具有更多更大自主权的基层政府,理所当然需要加强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因此,结合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同时借鉴我国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经验,对我国民族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服务型政府的组织视角再审视——基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设置规律的分析

从传统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到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西方行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公共服务”的理念始终贯穿于相关的理论、思想,或其暗含的行政价值之中。不同行政模式下与“公共服务”理念相适应的组织观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实践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既体现了“服务”内涵中效率与民主两种价值的统一与平衡,也融合了不同行政模式的“服务”理念。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的发展趋势则是以官僚制为基础,走向结构扁平化和政府组织体系多元化的服务型政府。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阈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政府"及"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也意味着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然而,无论是"新公共管理"及"整体政府"的"顾客",还是"新公共服务"的"公民",都属于一种"抽象的人",相关理论范式由于摒弃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立场出发,未来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将是完全负责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将占主导地位。立足于"现实人"的自由维度,澄明公共管理在特定时代的公共性思维和人的自由维度,是当代公共管理范式变革的内核所在。     

在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

中国和西方行政改革的目标同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由于国体及现实国情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理论基础等方面都有重大差别。中国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的服务性质与服务形式的统一,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国家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     

新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供给探析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文化建设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也日渐成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新要求和文化建设的新领域。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属性公益性决定了其服务方向即是实现公民权利,这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服务于公民社会的服务理念相契合。在基于这种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公共文化服务经验可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多元供给寻找出路。     

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现状与对策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史。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主张始终是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与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关的一场持续的政治斗争。"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经历了强化、巅峰、紧缩、回归四个阶段的变化。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公共服务满意度持续下降,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存在显著的"空间结构"、"类别结构"和"供求结构"差异。如何合理划定政府责任边界并高效履行责任,是我国未来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变;从"单一主体"向"协同供给"转变。重视发挥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政治民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现状与对策分析

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史。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主张始终是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与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关的一场持续的政治斗争。"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经历了强化、巅峰、紧缩、回归四个阶段的变化。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公共服务满意度持续下降,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存在显著的"空间结构"、"类别结构"和"供求结构"差异。如何合理划定政府责任边界并高效履行责任,是我国未来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变;从"单一主体"向"协同供给"转变。重视发挥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政治民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整体政府理论视角下降低行政成本的路径研究

整体政府理论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范式理论基础。发挥整体政府理论对政府成本控制的应用价值,建设整体政府是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新思路新途径。整体政府理论视角下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有:政府职能"碎片化"、公共服务主体"碎片化"、政务信息"碎片化"、公共行政价值"碎片化"。建议通过推进大部制改革,推进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服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构建合作型府际关系,重塑公共行政价值观念等途径降低我国行政成本。     

智慧城市中的敏捷政府——来自上海“一网统管”的经验借鉴

敏捷政府建设已经成为目前政府数字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鉴于敏捷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提供效能以及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理解敏捷政府的概念与实践有利于提升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等方面的认识。在厘清敏捷政府内涵的基础上，文章运用上海市“一网统管”的案例，描述了敏捷政府的运作过程以及如何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敏捷政府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升级，以协同为目标重塑政务流程，提供精准、高效、迅速的公共服务，以及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公众需求的变化。此外，文章通过一个模型进一步讨论了敏捷政府中不同要素的互动关系。     

政府管制与公共服务的关系研究

管制与服务是两种基本的政府管理模式,不同时期由于行政目标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管制与服务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明确政府管制与公共服务的关系,摒弃重管理、轻服务的行政理念,是我们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一个理论前提。管制是服务的补充手段,以服务为依归;服务体系中包含管制,管制只是服务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