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关系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博弈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完善,逐渐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财权与事权相均衡的法治格局.可以说,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制度变迁既不单纯体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单纯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体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其主要含义有三层:制度变迁领域的动力扩散;制度变迁主体间结构的中间扩散;制度变迁发展阶段的中间扩散.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可行性和路径分析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监督政府和官员廉洁从政的普遍做法。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从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方面、配套制度与技术手段方面、中央政治决心和社会稳定四个方面均不乏可行性。从制度方面、中央高层政治决心和策略方面,推进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亦应有合理路径,即此项制度的建立应尽快变成立法行动,并逐步推进和实施。     

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

"政绩出干部"揭示了政绩表现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现了地方官员在政绩激励下的行动逻辑。党管干部、分层考核和绩效晋升共同构成激励地方官员施政的制度要素,形成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可以区分为"正向和逆向""强与弱"两个维度,并且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中央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地方官员是被政绩激励制度塑造的理性行动者,他们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根据政绩评价指标结构的变化和激励强度的调整而选择施政的重心和方向,寻求政绩指标的最大化。     

在回应民意与规范秩序之间寻求均衡:我国信访制度70年变迁的内在逻辑

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的基础性制度,而价值理念、权利保障、组织机构及其权责关系是其核心要素。根据历史背景和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可将我国信访制度70年的历史变迁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重塑期以及全面改革期等四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信访制度呈现朝着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剖析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和内在逻辑,挖掘其制度精神中内蕴群众路线之历史基因,且重视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等情境性因素。在制度模糊性的结构性约束下,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图景源自中央政府的权力配置逻辑、地方政府的压力与责任逻辑以及信访人的权利逻辑等多重逻辑之间的交融碰撞和互动互构,在有效回应民意和规范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均衡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访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线索。     

古代行政中枢机构的嬗变及其走势

宰相在中国古代作为“百官之长”，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辅佐君主处理国家大政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制度是君主制度的调节机制和必要补充。本介绍了与宰相制度相适应的行政中枢机构的萌发、形成、发展和转换过程，力图在动态描述中把握中央辅政体制的演变规律和发展态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历史进程、演进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密不可分,科学认知其历史进程、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可以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演变划分为艰难起步、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等三个历史阶段。制度的稳定政策场域、自适应机制和思维定式使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渐进发展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地位的确立、绿色技术激励体系的构建、绿色技术体制改革的深化、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等,是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变迁的关键节点。在动力机制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制度变迁的基础动力;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构成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微观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构成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未来,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将通过加深市场化、增强国际化、深化智能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动力、观念与路径:派出所制度变迁的逻辑分析与理性审视

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解派出所制度演化,进而解读中国警务运行规律提供了理论视角。在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下,从动力源流、构造性观念和演化路径三个方面解析公安派出所制度的变迁过程,发现蕴含有党和政府主导、秩序的稳控和组织化调整三种变迁逻辑,在组织化调整中还包含有组织职能塑造、治理技术创新和权力结构调节三种具体路径。理性审视变迁过程,对于秩序的稳定和控制是派出所制度变迁的实质,且暗含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话的趋势。     

铸就“圆梦”的组织基础

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是党的建设以及中国政治建设中一份重要文件。对这一文件的理解,可以从三个维度予以把握:一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逻辑,二是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三是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行动逻辑。这三方面逻辑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坐标体系,使我们能够从历史、政治与行动等多维度来理解与把握它的意义、性质与内容。     

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现代性变迁

对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现代性变迁现状、特征和原因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其中,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现代性变迁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变迁与功能性变迁两个方面,而现代性的断裂和公共性的凸现则是其明显特征。从历史与逻辑角度分析,引发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现代性变迁的原因,则大致体现在"现代性"的楔入和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冲突互动两个方面。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策研究的三重意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它强调中观层面的制度是政治分析和政策研究的中心,认为制度和政策一旦形成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观对政策研究具有解释性意义,政策网络是中层制度的具体化,政策秩序的基础在于社会资本的培育,政策选择是遵循结果性逻辑和适应性逻辑的结果.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对政策研究具有描述性意义,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政策稳定和政策变迁原因,间断-平衡理论和否决点理论说明了政策变迁规律和政策阻滞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对政策研究具有建构性意义,从三个层面解决政策研究的困境,架起历史制度主义与政策研究之间联系的桥梁.     

反思与进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主义政治理论被认为更有助于解释制度稳定与维持,而对制度变迁解释乏力,因为它仅把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面对这种批评,近年来,新制度主义者提出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并试图与外生理论结合起来,把制度的起源、稳定维持和急剧变动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演化过程,更加注重制度变迁的历时与空间维度,对制度变迁中观念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洞悉路径依赖的多样性及其解释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另外,制度变迁的动力与具体方式,制度的分层等问题也成为研究制度变迁的议题。新制度主义者的这些努力大大丰富了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增强了其理论说服力,但并没有解决批评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还带来了不少新问题。     

论地区制度竞争

由于地区自主权利的扩大、中央制度安排的权利下放和多种可能选择的制度组合的客观存在,就为地方政府在制度选择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各个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在制度的选择上,总是会选择能够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使本地与其他地区的竞争能处于优势的制度,其他地区也按照这个逻辑来设计和安排制度,势必导致地区之间在制度选择和安排上的竞争。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可以优化制度体系,加速制度变迁,降低制度设计安排成本,提高制度效益,增强区域竞争能力。但是地区制度竞争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其一般性规律,进行适当引导和规范。     

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是有着利益冲突的相关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达成利益均衡的过程。改革所涉及的相关利益集团在这项制度变迁中有着冲突的利益和目标,导致了他们对改革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动策略,从而对改革进程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不同阶段的改革成效取决于各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而达成的一种均衡,这种动态的渐进过程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人类公共自由限度的逻辑终结——阿伦特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思想论析

自行动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的鸿沟在古希腊生发以来,动态开放的政治行动与静态封闭的法律制度就开始了尖锐对立。在阿伦特那里,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关系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涉及现实政治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它还关涉人类公共自由的实现。作为一个古典的二元对立,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对于政治行动的制约以及政治行动的反制约。阿伦特一反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对于政治行动的贬低,在复兴本真政治的基础上,启明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的紧密关联,并最终在革命精神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完成消解对立实现自由的政治理想。     

制度选择正义如何可能?——重返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经济-阶级分析之思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其基础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它表现在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中。其中,所有制是反映该社会经济基础的制度形式,国家是以这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的主权形式,意识形态则是表现在制度上的反映这种政治结构的文化。据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制度主义往往有舍本逐末之嫌,而其目的不外乎强调制度自主化转型,它有意忽略了这三种制度形式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根基,因而,制度选择正义似乎可以在先验的逻辑推理中成为可能。历史唯物主义所批评的正是这种应然逻辑,因为制度选择的可能性只能存在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它不能超越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局限。     

维权与维稳:何以错位如何归位

作为富有时代特征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维权与维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变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维权与维稳之间应是一致的关系,都反映着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但二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又呈现出难以协调甚至相互反向发展的一面,突出表现为"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基于"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的发生逻辑,需要在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提高公众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矫正政绩化维稳观、强化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缓解维权需求与权利保障、公众参与需求与参与制度供给、政绩化维稳与现代性稳定观、"好"中央与"坏"地方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公众维权"与"政府维稳"之间一致关系的回归。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非正式制度在促进绩效提高的同时,也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效果。改革在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战略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采取"激进式"的策略,实现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