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务先定——对“权利本位”的质疑

有文通过对"权利本位论"的内涵的剖析与质疑,着重从人类生活基本状态以及古典自然法学理论上探讨权利和义务关系,进而提出"义务先定,权利后生"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应当是以义务为重心的观点.     

公务员义务本位辨析

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公务员法的重要内容,是公务员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公务员法治的理念与实践,影响着公务员管理的活力与效能。传统上对此多持义务本位的观点,在公务员立法实践中也体现着这种观念。义务本位混淆了公务员的多重身份与法律关系,其理论基础已经势微,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在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当前需要抛弃义务本位,重新确立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法本位探源

民法本位问题系民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者乃同一指称 ,这才是民法本位本源意义上之界定。以往学界对此似有所忽视 ,偶有学者对此撰文 ,但论证肤浅 ,未能抓住问题之本质。民法本位历经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之嬗变 ,古代民法为义务本位 ,近现代民法为权利本位。近代民法为个体化的权利本位 ,现代民法为社会化的权利本位 ,二者为权利本位发展的两个阶段。我国当前私权意识与权利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 ,与此因应 ,我国未来民法典应以个体化的权利为本位。     

民法本位新探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根本指归。近、现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权利本位、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比权利本位更为本原,称其为民为本位,则更确切。可在广义社会法下的经济法等和其它行政法中确定社会本位乃至国家本位。民法本位是民法的出发点,民法价值是民法的归结点,均蕴合并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     

从人民的“权利本位”到干部的“义务本位”——实现干群关系和谐的逻辑

干群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一方面，人民群众要树立“权利本位”的观念，增强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干部要树立“义务本位”的观念，增强责任意识。为了保证人民权利的实现、促进干部切实履行应尽业务，当代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和制约。     

经典理论与法本位

法本位的理论基础涉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社会之论辩及其对法本位的影响,涉及中国经典理论中民本思想的演进、超越与民本位的奠定,以及法学方法经典理论与公私法本位的确立等。社会和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早有先驱。在自然法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实质是呼唤个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狄骥运用他的社会连带理论猛烈攻击“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维系的良善生活;权利本位正如自由一样,只可能是相对的,应当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始于与神本相对峙,而终于与君本相对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超越,也为权利本位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权利本位:公安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安行政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安行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就是确立权利本位的范式,实现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同时,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把职责本位作为公安行政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公安机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论军事权利义务的关系

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现代法律理念中,强调权利本位,但在军事法律关系中则强调义务本位。由于国防和军事事务的建设主体是国家,在该领域体现的是国家整体的意志性,并排斥个体意志,这就决定了调整该领域社会关系的军事法要强调并体现其秩序价值,在军事权利义务方面强调个体的军事义务,限制或者剥夺个体一定的权利。当然,在个体履行了军事义务后,国家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论中国培育私法理念的必要性

权利本位是权利本位文化的特质。私法理念与权利本位的契合表明培育私法理念有利于权利本位文化的建构。传统中国因不具备私法理念生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未能孕育以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为基本内涵的私法理念。因此,中国传统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向权利本位文化转型过程中,培育私法理念是非常必要的。     

从义务本位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解读之一

从义务本位发展为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是《公务员法》的重大发展。从公务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公务员的法律地位经历了家臣、公仆和政府雇员三个阶段。二次大战以后,重大权益论逐渐代替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公务员真正成为一种以从事公共事务管理为职业的人员,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退渐演变为一种准契约关系,公务员成为政府雇员,公务员的权利保障机制日渐成熟。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基础的我国公务员制度基本是义务本位的。《公务员法》明确提出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诸多的制度设计体现了这一新的立法思想,这标志着国家公职人员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论我国宪法中的国家义务理论渊源及其本位

在国家与公民关系问题中,已有研究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过分关注使其忽视了国家权力的暴力性在保障公民权利时的弱化作用,并同时没有意识到国家义务在社会权问题凸显的今天所体现的价值和作用。正确理解国家义务理论的渊源及其本位,认清国家义务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的理论基础,以及其在宪法中的具体表现,从而针对性的采取对策运用进而实现国家义务,是现代宪法实施所应当秉持的价值内涵之一。在权利要求日渐丰富的今日,正视国家义务理论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符合法治的要求。     

现代警务理论创新——从权力本位回归权利本位

权力本位与权利本位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自从有了法以来,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一直是法所最求的理念或者最高宗旨。从权力本位回归权利本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密切警民关系的具体体现,是现代警务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     

法律亚权利基本问题研究

权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在法律体系上,对待权利问题我们常常思维格式化,总是忘却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常常只承认国家制定法即认为国家制定法是全部的法律,不仅排斥了大量的习惯法而且还否定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的相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法律亚权利与主导的法律权利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甚至互相转换的。     

论法律制度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以从集团本位到个人本位的变迁为例

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的相适应性是法律制度本身存在和发挥其工具价值的前提条件,我们首先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关法制与现实的关系的论述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然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维护集团本位的法律制度同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关系,分析中国现代对个人权利维护的法律制度同当今现实的关系,通过对传统与现实法制存在法制基础的对比,揭示出由于现代法制与现代社会基础不相适应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     

论法制的法律文化要素

义务本位法律文化必然导致人治，是走向法制社会的重要障碍。因此，培育权利本位法律文化是建设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途径     

证人作证的基础探析

证人为什么要作证 ?人们不加思索地回答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种回答是比较肤浅的、片面的。用现代法理学眼光来看 ,用权利理论可以轻易解释为什么西方有的已经把作证作为公民自己的自觉行为 ,而中国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因为欠缺权利观念呢 ?因为法律的效力不能简单地建立在暴政或单方面的强制之上 ,而应建立在社会道德之上。在中国 ,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树立强烈的权利意识 ,尊重个人的主体意识 ,当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时 ,证人拒绝作证才能从观念上消除。     

论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特点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监狱行刑法律关系,是指监狱在对罪犯依法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与服刑罪犯构成的刑罚执行法律关系。它是监狱学所要研究的重大基础课题之一。在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中,监狱拥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责,罪犯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两者都有独立的意志,都是主体。监狱行刑法律关系具有主体的特定性、主体地位的矛盾对立性、主体意志的唯一性等特点。     

论罪犯改造活动中的罪犯本位

在罪犯改造活动中,应该确立以罪犯为本位的观念。罪犯本位的提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罪犯思想转化规律,是对新中国监狱改造罪犯精神的提炼和升华,符合并引领行刑发展的进步趋势。反思以往的罪犯改造活动模式,是以监狱工作干警为本位,为改进这一模式,就应从以监狱工作干警为本位转为以罪犯为本位。在罪犯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确立权利本位的取向;根据罪犯在改造活动中的特点确立他们的主体地位;多向激励,重新点燃他们心灵之光;监狱工作干警要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尽快适应角色的转换。     

权利本位还是权力本位

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政治发展和改革已经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重大现实话题。继续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就要进一步明确发展和改革的出发点，是以“权办本位”为基点还是以“权利本位”为基点，这是会产生不同改革效果的两种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