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证据规则的完善路径

仲裁的契约性决定了仲裁证据规则不可能完全照搬民诉证据规则的规定,它必然要具有符合自己仲裁理念的内容。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仲裁证据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设想,希望对完善我国仲裁证据规则有所帮助。     

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宏观检视及改革建言

我国证据规则体系历经40多年的发展,呈现出形式上立法文本多元、内容上侧重审前阶段取证规则及庭审阶段证明力规则、技术上以严格规则为主以灵活规则为辅等特征。这些特征直接导致证据规则重复与冲突、规则重心前置化、价值论与认识论规则配比失衡以及严格规则与灵活规则配置失当等体系性缺陷。要弥补上述缺陷,在形式上须改变证据立法文本多元的现状,整合现有证据规则,制定《刑事诉讼证据规定》,优化“法典+解释”的形式;在内容设置上,一方面基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考量,侧重法庭证据规则体系的构筑,另一方面坚持以“价值论”为核心的多元理念,回归价值论规则的主体地位,并根据认知科学的发展状况,辅之以认识论规则;在立法技术上,须尊重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平衡规律,在价值论规则的制定上倾向于严格规则,在认识论规则的制定上倾向于灵活规则。     

论“规则”

规则不仅是个人行动的准则,也是组织活动的基础,当然也是组织内个人行动的准则。本文先讨论不同类型规则共有的四个特点,然后从规则的约束基础和约束范围出发把规则区分为技术规则、游戏规则和道德规则。在肯定实际的规则(如法律规则)大多是上述这些规则的不同程度的混合的同时,本文强调在概念上把不同类型规则区分开来,这对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论商业判断规则

统领于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行使公司实质性的管理权成为美国公司法上一大重要特征。为维护董事行使该管理权的独立判断力和执行力,刺激董事经营和管理公司的积极性,保护董事在一定条件下免受股东的诉累,美国普通法上发展了商业判断规则。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清偿规则之解构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直接影响到非举债方配偶和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保护,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尽管有一些认定规则和推定规则,但其价值取向、判断标准不同。有的从保护非举债方配偶权利和婚姻家庭整体利益出发,形成以"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和推定规则,这种规则有时导致夫妻合谋假离婚实现逃债,侵害债权人权利情形的发生;有的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权利出发,形成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内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这种规则有时导致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谋制造虚假债务,侵害非举债方配偶权利情形的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了司法实务部门对具体案件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困局,破解该困局的最佳方案应当是:依据兼顾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权利与非举债方配偶的权利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在现有法律、司法解释框架下,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清偿规则进行重新解构。在实体法层面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为中心,实现相关法律规范与清偿规则的有序衔接;在程序法层面,通过在一定条件下增加债权人注意义务,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法经济学视野下数据保护的规则适用与选择

数据保护制度应兼顾数据红利与数据安全。在“卡-梅框架”基础上进行扩展和重构而成的“规则菜单”,为数据保护制度的规则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单一地考察无为规则、禁易规则、管制规则、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在数据保护上的适用效果,可知将数据法益配置给数据产生者,同时适用财产规则是一条相对优选的路径。整体上而言,对数据进行类型化并采用“菜单规则”的保护模式,能更有效地实现数据保护中的利益衡平。我国宜采用终端规则的组合模式进行数据保护:将数据管制规则和数据禁易规则平行设置,以数据管制规则为主,以数据禁易规则为补充;在数据管制规则之下平行设置数据财产规则与数据责任规则,以数据财产规则为主,以数据责任规则为补充。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法律经济学上的"卡-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简析WTO《原产地规则协议》

原产地规则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各国对原产地规则一般采取分散立法,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常利用原产地规则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为此WTO《原产地规则协议》对一般原产地规则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本文介绍了协议的产生背景和内容,并对该协议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论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在美国法上，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经历了一个从不赔偿到赔偿、赔偿范围逐渐扩大的发展历程。在判例法上，“影响规则”、“危险区域规则”、“旁观者规则”和“特殊关系规则”等的发展，一方面使美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与身体上的损害逐渐发生分离，另一方面则使精神损害的赔偿从直接受害人扩大到第三人。美国《侵权法重述》也顺应了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特别是第三次《侵权法重述》对判例作了很好的总结。美国法上的经验，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刚刚颁布并且仅仅对精神损害作出了概括性规定的今天，对于如何解释和适用该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个人信息处理必要性原则的规范体系研究

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规定个人信息处理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但是没有对必要性原则进行清晰地界定。必要性原则源于比例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反映了"禁止过度"的要求,应当适用必要性原则限制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以实现个人信息多元利益的平衡。必要性原则体现和渗透于目的限定规则、最小化处理规则、存储期限规则和删除规则。个人信息处理应当限于实现合乎法律规定的正当目的所必要之范围,个人信息处理的范围、数量应当与该处理目的相匹配或成比例,个人信息的存储期限应当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已经实现、期限届满或者处理目的无法实现时,信息主体有权请求删除个人信息。     

哈特社会规则理论的限度

哈特以社会规则理论为核心阐释法律的概念,使规则区别于习惯,并将法律视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同时,社会规则理论也具有一定的限度,这集中表现在,根据哈特的理论,在法体系之下,作为法律规则的初级规则的成立并不以其具有社会规则这一身份为必要条件。被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能够经由通过法体系效力判准的检验而在其被真正实践之前就成立,因此,有些法律规则不是社会规则,社会规则理论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法律规则。     

证据规则体系及其中国构建

证据规则经过排列组合可以形成完整的体系。根据其基本作用与实施目标，证据规则体系可分解为关联性规则、辅助性规则和外部政策规则三大类。其中辅助性规则又可细分为优先性规则、分析性规则、预防性规则、简化性规则和定量性规则。我国目前已有一些证据规则的规定，但尚不足以形成完整的体系，影响了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不妨参考借鉴普通法的经验，补自身之不足，以实现证据规则体系整体构建的完成和各个证据规则之间的协调施行。     

美国商业判断规则对我国公司法的启示——以经济分析为重点

商事经营判断规则:一方面保障董事的经营决策权;另一方面也是司法应经营决策特点回避对经营进行审查的一种策略。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而言,我国应借鉴商业判断规则的成功经验,以鼓励企业家的精神和促进社会效率,以及体现法律的公平、交易安全等法律价值。     

公司章程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可以借鉴M·V·爱森伯格提出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信义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类规则进行分析:首先从结构性规则中的表决权和参与权入手,分析公司章程能否有所为;对信义性规则研究,一定要从公司实践出发来分析对股东施加的义务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而判断章程能否有所为;最后从不同立法例分析分配性规则:得出股东对利益分配的自主性可能确实会诱发一定的道德风险,章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应有所作为的结论。     

哈特与刘星观点之比较——以“法律是什么”为视角

什么是法律,许多法学家特别是法理方面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研究已久,不同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尽管有如此多的法学家花了如此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法律的概念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仅从哈特与刘星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来剖析法律的概念,主要是从规则的内在方面、次要规则及规则的确定中心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点看法,希望能对进一步加深对法律概念的理解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从“承认规则”展开——法律的外在视角与内在视角分析

哈特教授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开创人，创立了法律概念规则说。他在保留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观念的同时，创新性的将当时英国盛行的牛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语义分析方法运用到法理学中，认为法体系的核心是两种规则——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他的理论批判了奥斯丁的“命令说”，将承认规则引入其中从而完善并发展了法律实证主义。本文将从哈特的承认规则展开，分析法律的外部视角到内部视角的转化以及相关的内容。     

试论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区别

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是对法律规则的一种划分方法。在法律学习与工作中,明确二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本文中作者尝试将二者的区别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除了从法律规则所规定的内容角度外,还从法的价值角度、合理性的自身评价标准角度、影响因素角度、实现目的的手段(方法)角度、发展的同步性角度、稳定性与历史延续性角度对司法公正的体现程度角度以及改革成本等角度对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进行区别比较,以明确二者的确切含义。     

以哈耶克的观点看法国的骚乱

法国骚乱发生以来,有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骚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也试从哈耶克阐发的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社会秩序二元观”出发分析骚乱的原因,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国政府对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及其关系认识上的偏差所导致的,并用哈耶克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法国立法方面的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中利率规则分析

本文运用前瞻性泰勒规则理论,对我国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进行检验。在对利率规则系数以及我国利率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利率管制条件下利率规则分析的基本结果。基于LWW规则,分不同数据阶段建立了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利率规则模型,并对比分析通货膨胀率与产出缺口的系数,分析该规则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借鉴意义,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形势下对我国利率体制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