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交换中的国家与村庄——兼论理解税费改革的一个新角度

用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国家与村庄在历史变迁中的持续互动，可以发现国家与村庄在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处于信息通道中的经纪人在国家一社会的信息交换中扮演着操控信息以自利的角色，这种操控信息的行为使得国家与村庄在政治运作的互动中产生了许多障碍。以信息交换的模型来理解税费改革，可以看到改革背后的另一种逻辑：避开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失真。然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又可以看到税改之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即转移支付中的信息不畅通所引致的农村公共品短缺。     

村庄治理秩序问题的三层分析

以村级正式权力影响力、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与村庄归属感作为分类指标,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可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对税费改革前后两个时段中这四种类型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和村庄秩序的考察表明,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地位是构成精英权力结构的先决条件,而处于变动中的后者则不断对村庄治理秩序施以作用。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认识农村调解制度的基本维度：村庄原因

考察村庄纠纷调解是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切入点之一。文章以村庄纠纷的调解作为讨论对象，分析农村纠纷调解制度运作的村庄原因，并尝试提出一个系统的分析指标来认识村庄纠纷调解与村落政治的规律性。继而认为，从方法论上来讲，在对农村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一些重要的专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可逐步达到对中国农村社会及其非均衡状况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关于一般性农村政策在农村不同地区会有不同实践状态的理论知识，这种理论知识转而为农村政策研究者服务，为制定农村政策服务，事实上就提供了农村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研究——以鲁北M村为例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城郊村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治理形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文中呈现了在城镇化背景下的鲁北M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从再集体化工业经济向集体土地非农化流转经济转变,以及村庄治理形态从干部支配型治理转向强人共治型治理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治理形态转换过程中,村庄权威从干部权威更替为强人权威,治理方式从专制转变为协商,治理载体从村委会转移到村代会。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M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与治理形态的转换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内在作用机制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会直接带来村庄利益结构的重构,进而引发村民政治参与和村庄权威的重塑,并最终导致村庄治理形态的转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变迁是影响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的核心因素。     

身体力量和村庄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深入,遏制了村庄内的豪强势力,减弱了"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体制改革,不断弱化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影响,"力"重新登上村庄生活的舞台。     

土地流转视角下的村庄治理——以山西省N村实地调查为例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从经济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政治上推行村民自治,使乡村经济和基层民主获得跨越式发展,但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动力释放完之后,未被打破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土地制度日趋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桎梏,造成了村庄治理、农村发展的内卷化。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乡村民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出台允许土地流转和发展村民自治的政策。笔者试图以土地流转的视角,通过对山西省N村实地土地流转的情况和村民委员会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分析,来阐述土地流转给村民自治正常运转和权威的建立带来契机和挑战,为村庄治理者如何实施土地流转改革提供借鉴。     

农民理事会：村庄治理的制度创新

农民理事会既是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产物,也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民理事会作为农村民间组织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它拓展了农村公共治理的空间、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同时也拓宽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村庄合并政策研究

我们以国家建设理论为视角，实证分析湖南省AH县和浙江省CX县村庄合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认为村庄合并虽然实现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成本的目的，但是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村庄合并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落社会传统的自生秩序，加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存在明显的“动力差”，故而这一政策在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整合的效能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全面分析国家行政力量主导下村庄合并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及社会后果，对于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整村推进背景下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

脱贫攻坚旨在缩小村庄差距,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贫困村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扶弱的国家意志,但政策执行偏差引致的村庄分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以中原X镇为例,解构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在贫困村识别阶段,40%的贫困村识别偏差率奠定了村庄分化的基础;在整村推进阶段,国家给予贫困村以倾斜性的扶贫政策、更高科层和更高能量的帮扶队伍、专属性和区别性的扶贫项目,在整体上增强了贫困村综合实力的同时,亦引起了"错评"贫困村与"漏评"村的分化。政策结果显示,在贫困村识别偏差基础上的整村推进,导致上述两类村庄在村庄秩序、基建水平、集体经济水平以及贫困发生率方面差距加大。     

农村青年在村级治理中的参与状况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基于自身利益而萌发了初步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心理和权威崇拜意识。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具有多样性、功利性的特征,参与内容很少涉及国家和地方政策等抽象性利益,参与范围主要是在村庄层次上。必须加强对农村青年的公民教育,拓宽农村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健全各种青年组织,创造有利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经济环境。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在乡村政治中的博弈

在国家行政化高度整合机制发生裂解和转换之后,村民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重新借重血缘群体的力量,家族在村落成员的各个层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村民自治是一种政府体制安排,但这种政治形态根植于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也受到了农村经济制度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因而我国乡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既可能产生冲突与紧张,又可能相互制衡甚至达成均衡。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随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参与水平方面有所提升，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河南省为例，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采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将农村妇女参与置于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来考察，并对不同妇女群体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村庄正式权力机构中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现阶段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变化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针对农民政治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完善农村民主自治制度，为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文化教育，为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创造思想、文化条件，以此快速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民政治参与分析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石,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农民政治参与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农民的政治参与不成熟,则会对我国的民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政府与村民博弈的非均衡性,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自利性,村民的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是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缺失的主要根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并深化基层的政权改革,加强农民的政治素养教育,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现实选择。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在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其发展也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取向。     

自我知觉理论在大学生村官问题中的应用初探

尽管金融危机以来,迫于就业压力,许多大学生都想加入＂村官＂的行列,但农村工作的现状却令不少大学生村官开始犹豫当初的选择。如何培养一批＂愿意去、留得住、干得好＂的村官已经为各界关注。只有从自我知觉层面出发,对大学生村官的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进行分析,解决大学生村官的思想问题,坚定他们的工作信念,增强信心,促进大学生村官健康成长,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村级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建设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贫困地区从根本上解决好村级组织“有钱办事”的问题,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只有开拓创新,积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政策、机制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才能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发展,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构建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现行养老保险法虽然规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投入不足,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不规范。建议按照以下思路构建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定期投入、强制保险、明确保险主体缴费份额和缴费年限、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以及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与转化制度。     

关于完善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学认识

村民自治在我国已有 2 0多年的发展历史 ,完善村民自治具有现实意义。针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民主选举、四项内容发展、两对关系以及保障机制等问题 ,我们的解决措施是 :明确村民自治中的具体细节 ,修正有关条款并完善保障机制。总的看来 ,完善村民自治 ,不仅有利于农村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