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治村”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行为研究

“能人治村”已经成为中西部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普遍现象。村庄调研发现,能人村干部的治村行为呈现出资源运作公司化、事务处理偏向化、干部关系团队化以及干群关系圈层化的特点,且上述特点均服务于能人村干部的村庄经营行为。部门资源倾斜和乡镇资源集中为能人村干部提供了资源支持,村民项目诉求和发展需求的满足为能人村干部提供了村庄治理的政治合法性,能人经营村庄的权力基础得以建构。“能人治村”引发村级治理的巨大转变,能人的经营行为引发治村目标脱嵌于村庄需求,导致村庄治理陷入发展主义陷阱,村治主体的治理权威“悬浮”于村庄之上,并进一步形塑出经营性村级治理的形态。为了进一步规范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需加强规范输入与制度建设,提升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同时要践行群众路线,提升村庄治理的公共性。     

村治与村民的婚姻家庭生活变迁模式研究——以1949—2009年间的L村为例

婚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便产生了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夫妻关系。在传统体制下,江汉平原的L村由于政府对民众的全面管理、人民公社对村民的全面监督,村民的婚姻关系相对稳定。体制转型时期,因为村级治理权限的大幅收缩,村民婚姻生活出现重大变化,个人价值极大凸显,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发生变更,亲子关系疏远。总的来说,婚姻生活因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变化。     

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研究——以鲁北M村为例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城郊村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治理形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文中呈现了在城镇化背景下的鲁北M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从再集体化工业经济向集体土地非农化流转经济转变,以及村庄治理形态从干部支配型治理转向强人共治型治理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治理形态转换过程中,村庄权威从干部权威更替为强人权威,治理方式从专制转变为协商,治理载体从村委会转移到村代会。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M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与治理形态的转换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内在作用机制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会直接带来村庄利益结构的重构,进而引发村民政治参与和村庄权威的重塑,并最终导致村庄治理形态的转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变迁是影响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的核心因素。     

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

村庄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内在地折射着乡村社会人与人社会关联的性质与方式变迁。在传统历史记忆中，建国前夏村公共生活主要是受传统仪式影响，集体化时期则表征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而改革后的集体化时期，夏村公共生活出现短暂传统复兴而后趋于衰落，表现在政治性公共生活的冷漠、家族性公共生活的兴与衰、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的兴起和日常生活的交往“圈子化”与休闲“私性化”。本文分析了国家与市场两个主要的外在变量是如何影响夏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变迁背后村落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质与形式。     

从妇女生活与家庭结构变化看渔村变迁——基于流水镇沿海某渔村的调查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近二十年来平潭沿海渔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水平与产业格局,到人们的职业发展与生活水平,再到个体与家庭,都经历了变迁。渔村的变迁体现在家庭中夫妻关系,养老,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变化上,本文试图通过描述这些变化来体现渔村变迁状况以及变迁带给渔民家庭的影响。     

乡政村治中的博弈:互动过程研究——对河南省汪村的个案剖析

乡政村治模式在运作中要受到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级组织中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以及村委会与村民及村中其它组织的关系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博弈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乡政村治模式的运作状况,决定了村治的状况。     

从事情到事件:村庄与国家关系的生成——以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为例

文章以个案形式探讨了集体化时代中村庄与国家关系的生成问题.在国家的村庄化过程中,农民对国家的理解和表达主要是从原有的生存情境出发,并试图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以期与国家话语保持一致;而在村庄国家化的追求中,也并非全是国家合法性的在场,也存在一些体现农民自身规则的情景.     

抗日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生活的变迁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又空前壮烈的十四年抗日民族战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对外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社会生活变迁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无疑是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本文仅就西北地区民众的政治生活变迁加以简要论述,以期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一、西北国统区政治生活的某种进步自清末民初以来,建立民主政治始终是国人高声呼吁和极力追求的现代化目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民众纷纷要求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开放…     

国家政权建设与居委会行政化的历史变迁——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的考察

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的科层化与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在破除国家整体论,迈向多层级、具体化国家基础上的对社会渗透与引领不断强化的过程。研究通过对建国以来居委会产生、发展、曲折与扭曲、改革与完善过程“知识系谱”的历史检视,发现居委会行政化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是“同频共振”的。在居民委员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政权建设的逻辑、革命的逻辑以及改革的逻辑实现了对居委会的不断渗透与控制,呈现出强国家与弱社会下基层的政治动员与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策略,国家统合社会中革命的传统与基层治理的失序运行,以及国家渗透与社会成长中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与变迁。本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逻辑在基层社区中的展演与映射。     

信息交换中的国家与村庄——兼论理解税费改革的一个新角度

用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国家与村庄在历史变迁中的持续互动，可以发现国家与村庄在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处于信息通道中的经纪人在国家一社会的信息交换中扮演着操控信息以自利的角色，这种操控信息的行为使得国家与村庄在政治运作的互动中产生了许多障碍。以信息交换的模型来理解税费改革，可以看到改革背后的另一种逻辑：避开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失真。然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又可以看到税改之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即转移支付中的信息不畅通所引致的农村公共品短缺。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在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其发展也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取向。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本文基于国家盒子里的系统分析,在考察和概括现代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标志,认为"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核心主题具有标志意义,它表明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知和认可,也展示了执政党将中国国家治理纳入法治轨道的决心,同时预示了中国政府将把法治建设作为下一步改革重点的政策方向。作为对中国政治的一种观察,文章还提醒,尽管"依法治国"令人鼓舞,但要真正实现法治的有效运转,中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现阶段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变化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针对农民政治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完善农村民主自治制度，为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文化教育，为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创造思想、文化条件，以此快速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两委”关系探讨

本文在对村民自治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村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实现村党组织领导功能转换、加强村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规范有序的制度化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了规范协调村两委工作关系的对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历史变迁与发展进路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学说,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上的客观要求而转变治理理念的结果,依次经历了局部探索、初步创建、发展完善、全面深化四个阶段的重大历史转折和跨越式飞跃,积累了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延续文化根脉、追求有效治理在内的诸多经验。如今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顶层设计”的治理时代,力图从全局的高度实现对国家治理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的统筹规划,在时代方位、价值导航、制度统合、强劲动力等方面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进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制度保障。     

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决定了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驻村帮扶下的乡村治理变革--基于H省C镇X村的田野调查

驻村帮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基于“结构一过程”的分析框架和H省C镇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税费改革后第三领域内松散脱节的治理结构和多重机制混合的治理过程在驻村帮扶下发生了明显改观。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中间型载体,驻村帮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在村治场域内的上下贯通,塑造了紧密嵌合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依托于规范的公共治理规则和官僚化的治理工具,驻村帮扶又在实践中将多重治理推向统合,构建出正规化的治理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驱动的治理形式虽不同于节省成本的简约治理,但却具有复归二元合一政社关系的结构意义,因而又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迪。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社会转型背景下居(村)妇代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社会转型背景下,居(村)妇代会面临诸多挑战:其生存空间变小,合法性危机凸现;其选举制度建设落后,等等。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要采取如下对策:明确自身定位;促进基层妇代会直选制度建设;在妇代主任进入居(村)两委班子问题上争取政策和群众双重支持;加大对基层妇代主任的培训力度;积极将外来女性纳入基层妇代会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