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兴起与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勃兴与滥觞,为合法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发了其自古典规范主义、韦伯式经验主义以降的又一次范式更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协商民主理论家所发展的,基于“辩论的共识”的程序主义合法性代表了西方合法性理论的最新成果。     

公共行政合法性身份的后现代主义指向

如何寻求和拓展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来源一直是行政学界孜孜不倦研究的重要课题。伴随整个社会发展,基于工具理性的官僚制行政范式正在走向民主的对立面。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研究思潮认为,公共行政作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的合法性建设要从主体理性向制度理性转型。场域理论,话语政治,交往理性,协商民主应该逐步接替科层制、二分法、专业效率对公共行政的统驭。     

解析“合法性”：“元立点”的探寻

＂合法性＂本是政治哲学的显词,但在用于其它学科时,学界并没有对这一学术语词作一般哲学的考察,研究它作为思维方式所包含的哲学规定。＂合法性＂作为追问事物的理性,何以可能上升到事物的基础存在？在学术上,这个语义从政治哲学的特殊意蕴过渡到普遍形而上学应当作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考察和解析。＂合法性＂作为质疑事物存在的前提,实际上是穷究＂元存在＂的合理性,即＂元立点＂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有它内在的尺度和两重判断：本质合理性与效用价值性的判断。合法性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思考范式,是＂一元二维＂上的展开。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取决于两种力量,一是暴力（权力）,一是合法性力量（权威）。暴力（权力）尽管可能是最便捷、省事、有效、彻底的＂利器＂,但它只具一时之功,难有可持续性。许多研究表明,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还在于精心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有着多重基础和来源：责任论合法性、绩效论合法性、正义论合法性、意识形态论合法性、文化论合法性、组织论合法性等。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治营销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政治营销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政治学界的一门跨学科理论,它将经济学当中的营销理念应用于政治领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西方对政治营销的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最常见的是对政治营销的狭义理解,即把政治营销与选战策略联系起来,将之等同于选战营销;政治营销的广义论者则认为政治营销不仅仅局限于选战,它可以拓展到政府执政、国际政治交往以及政治危机管理等诸多方面,他是政治行为主体之间为了争取合法性份额而展开的营销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关系。考察政治营销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和方法论意义,有利于拓宽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公共选择分析

任何居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它的执政都必须有社会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忠诚,从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也即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否则,它的执政地位将难以维系和巩固。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对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现有研究却更多地偏倚于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传统学科的视角。这些学科最大的缺陷就是脱离经济因素研究“纯”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些方面弥补和丰富了这些学科研究视角的不足,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的行为特征,这为解释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程序主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范式演变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思想家一脉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正义、善、公共幸福等规范概念居于核心地位,规范主义是当时合法性思想的基本范式。随着19世纪末以后传统规范哲学的衰落,以及现代政治科学的兴起,合法性概念的提出者韦伯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就成为合法性研究的主流范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先后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和审议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这两股浪潮为合法性理论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图景——程序主义合法性。程序主义合法性模式的特点是既重视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价值规范,同时更注重价值规范形成确立的实践过程——公共审议;其实质是主张经由审慎理性的辩论协商程序以达致一种“辩论的共识”。     

中国行政国家合法性的历史变迁与路径选择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行政国家建设,并以此为主导探求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其历史路径表现为政治导向、市场导向、社会导向三个阶段性特征的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与公民社会。合法性的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逻辑起点。以经验的方式总结中国行政国家合法性的自我求证,有利于未来公共行政合法性路径的探索。     

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地提出合法性概念。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极富开创性,也颇具争议性。缔结并遵守社会契约是统治者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前提,平等是划分合法的政府与暴虐的政府的标准,政治合法性与共和制密不可分。自然状态预设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的逻辑起点,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人民本身就是主权者,且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但卢梭同时赋予主权者以绝对权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