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司法信任的养成

司法信任是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司法信任的有无与多寡将决定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的兴衰成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对原有信任环境及信任基础的破坏、司法亲和力的下降、职业法官专家系统尚未建立、对司法有限性的认识不足、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度不够,是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要增进我国的司法信任,最终建立高度的司法信任,必须坚持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相统一,推动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延伸,促进交往信任向普遍信任拓展,激励依存性信任向主体性信任转化。     

论政治信任的结构

政治信任不同于合法性,合法性是对统治正当性的提问,政治信任包括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政府信任,也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信任对象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政治信任是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局部的政治不信任并不会危及政治合法性。信任是基于对过去可靠性的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信任的这种认知特点决定了政治不信任是政治的前提和常态,政治信任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建构信任。     

浅谈构建我国社会信任的法律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信任危机源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背景因素,既有信任自身形成机制的客观原因,也有我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和制度原因。法治是重建我国社会信任的必然路径。当前的完善相关法制的重点方向为:提高国家机构公信力和社会诚信水平,保障新闻自由和信息有效沟通,建设公民社会。     

立信持疑：法官视角下司法信任的生产逻辑

司法信任是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微观和具体化的过程,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信任累积的结果。对司法信任生产逻辑的研究,通过聚焦于主体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提供对司法公信力形成的过程性认知。基于以上逻辑预设,在对Y市基层人民法院的田野调查中发现,面对当事人,法官一方面需要努力建立当事人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需要时刻保持对当事人的不信任,并充分利用这种不信任来开展工作。“立信持疑”是法官生产司法信任的独特逻辑。法院组织合法性的日常实践、法官对风险的把控、程序性权力的行使是这一逻辑形成的核心因素。上述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司法场域中信任问题的讨论,亦即研究法官等司法主体之信任行动的意义不容忽视,个体行动的“双面性”和“不信任”行动有着丰富的背景与意涵。     

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基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实证研究

程序正义有两个维度:客观程序正义和主观程序正义,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客观程序正义.司法信任及其评估与民众的主观认知是无法割舍的,所以主观程序正义可以成为研究司法信任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基于法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实证研究发现,主观程序正义影响到人们对司法的反应和态度,如果人们感到司法机关的运作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他们便会更乐意接受该结果、遵从该结果.对浙江、江西、四川等地的实证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程序性因素明显地影响着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以司法回应时代:通过司法的社会治理——以卡多佐司法实用主义哲学为导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司法需要落实国家法秩序,实现国家法律的各种安排与预测。另一方面,司法需要回应社会,实现司法的社会治理。而要透过司法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卡多佐司法实用主义哲学。并且要对中国当下的司法能量发挥、社会转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因素予以考量。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具有多样司法特质、与政治良性互动、塑造时代价值、自身良性发展的中国司法理想图景。     

我国司法目标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

公正高效权威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目标，如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确认识构成司法目标各要素的内涵及相互间的关系，对司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中国司法体制的两大建构要素及其协调

司法体制是指基于宪法的规定司法权在国家机关中的配置所形成的以司法机关为核心的诸机关之间的权能范围及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司法体制主要是指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及其行使职权的范围。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司法理念与机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党中央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格局中,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这是时代赋予人民法院的重大社会责任和司法使命。本文拟对     

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的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越来越多具有"脱域"特质并且越来越复杂的陌生人纠纷涌入法院,当马锡五式的"父爱关怀"被"职业官僚"的理性推理所取代时,司法就遭遇了最为深刻的信任危机。司法信任危机在社会的蔓延主要不是因为法官个体成员的品质出现了问题,而更可能是因为司法制度所建构的承诺遭遇到了信任问题。只有在承诺发生之初,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假定为有权参与建构承诺,并以其实际行动监督被授权的制度实施者,对制度性承诺的普遍性社会信任才是可欲的。因此,有效应对司法的信任危机的关键或许恰恰在于通过有效实施司法公共参与等适应国情的"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来实现。     

浅谈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构建

宪法与一般法律一样也有可诉性之特性,宪法的司法化也将是真正实现法治保护权利的必由之路。现在大部分国家都尽力把宪法纳入司法轨道,但是各国在宪法司法化方面的构建体制所采用的模式与各国的政权制度、历史背景等有关,主要有司法审查、议会审查、专门机构审查等。我国是议政合一的政权模式,要在广泛吸收各国有益经验基础上,立足本国实际,逐步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宪法司法化进程。     

中国传统信任结构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中国传统信任结构的总体特征是“儒法并存,以儒为主”。其中儒家信任结构重亲疏之别,以互惠原则为基础;法家信任结构重公私之分,以赏罚机制为基础。中国传统信任结构既与传统法制互动,也对现代法治有深刻影响。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孔府司法：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司法的典型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司法活动中，不仅仅存在国家司法活动，同时还存在着与之并存的家族司法、行业司法等司法活动。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府，由于其特殊性其司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司法的典型。本文从孔府司法的依据、孔府司法的主体与客体、孔府司法的运行机制等方面论述了孔府的具体司法活动，并指出孔府司法是当时国家司法的有效补充，但同时也影响了国家地方司法权的整体局面。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当下中国司法理论研究立场的转换

当＂司法＂日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有关司法问题的讨论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者专业问题,而成为一个日常性的生活话题;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不再只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更是一种公共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这意味着当下中国有关司法问题理论研究的立场必须要从＂问题中国＂转向＂理解中国＂,既要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西方互动交往的宏大场景出发,也要在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微观场域里来理解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同样,有关司法的理论既要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与生存性智慧中获致论证资源,也要在中、西方的共识中夯实司法知识的基础。唯有此,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研究才能够生产和再生产出具有公共性的司法知识产品,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同时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     

董开军：司法公信需要良好的司法环境维系

司法公信出了问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是内外原因交织作用的结果。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司法公信萎靡的现实，我们不宜简化为主因、次因之论。辩证地看，内因或基础也好，外因或条件也好，都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事物的发生发展，既是自身运动的结果，也是既定外力施加影响的结果。就司法公信凸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而言，有司法者不公、不廉的一面，也有司法环境不佳、不利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各算各的账，不应混为一谈。讨论司法公信低落或缺失的成因，需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内因或基础方面的事情归结为社会问题或司法环境不佳；二是把外因或条件方面的事情归结为司法自身问题或司法不公。     

法律:信仰、信任抑或无奈——以一审当事人对司法公信力的判断过程为视角

在我国大陆司法公信力到底存不存在,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法院案件数量日益增多的当今社会,司法公信力是一个泛化的、模糊的、难以辨明的伪概念,也是一个不确定或不真实的概念。本文认为,司法公信力是确定的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法治化的推进需要一个个个案的积累,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提高司法公信力需要从每一个个案、每一次庭审做起,日益优化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