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探索的一年——论邓小平1975年复出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75年邓小平一复出,就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形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要搞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邓小平搞整顿不能公开否定“文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搞好整顿就要讲求艺术。“文革”有多大的成就,邓小平当时一句也没有讲。他     

邓小平与国防科技大学的组建

作为一位放眼世界的战略家，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在军队建设方面，他特别注意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这是军队强大、国家富强的根本保证。然而，“文革”十年动乱，中国的教育体制非但没有改好，反倒变得更糟糕了。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下决心抓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然而，要从整个教育系统开始并非那么容易，于是他想从他熟悉的军队院校、从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72程学院（简称“军工学院”，因校址设在哈尔滨，故又称“哈军工”）开始。他指示国防科委，抓紧处理“哈军工”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决策

一、“文革”中的特殊经历,迫使邓小平进行反思,他的改革开放思想由此发端在“文革”中邓小平的经历是:被打倒—复出—再被打倒,这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是在“文革”初期,邓小平因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成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     

陈永贵阻止邓小平复出内幕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让他复出重新工作。时任国家副总理的陈永贵在邓小平的复出上一直存有异议，甚至曾向华国锋进言：千万别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恢复高考制度的台前幕后

<正>当历史的车轮驶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时,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以及经济建设方面都落后了许多……对国情焦虑不安而深思熟虑过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就向中央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在大力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同时,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抓到中学、大学。     

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留学生公开选拔记

正"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主动要求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在一年时间内,他走出教育改革的三步棋:第一步是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招收本科和大专学生,第二步是1978年5月恢复研究生考试,第三步就是1978年9月举行出国留学生公开考试,从中选拔3000名公派留学生。     

各行各业都要抓教育

邓小平同志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他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又说:“科学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已吸收到我党十二大的报告中,发展教育事业已列为今后二十年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     

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很注重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文革”动乱后期,他又明确提出了引进外国新技术和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战略方针;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又重新提出了他关于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并实行的各项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建设经济特区等政策的统称。“对外开放”从此沿用下来并成为指导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大政方针。     

五向发力,带强辅导员队伍

少先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少先队辅导员是中小学思政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先队员亲密的朋友和指导者,在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团结、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团四川省委始终坚持全团带队,尤其是在队伍建设上敢下深水,主要领导亲自抓、带头抓,从"选、管、育、聚、留"5个方面同发力,努力推进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     

光辉的理论 科学的指南——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体会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学习、研究和实践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我军建设的历史性任务。 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期间,面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破坏,他就强调“军队要整顿”,恢复了毛泽东的建军传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军思想,如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的思想,要克服软懒散、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的思想,要调整干部队伍和交流领导干部的思想,军队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加强纪律性的思想等。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因邓小平同志再一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赏识提拔和重点保护

长期以来，毛泽东对习伸勋赞赏有加，并屡屡委以重任。即使在习仲勋遭受康生等人陷害时和“文革”期间，毛泽东也对习仲勋很关心，加以保护。这使得习仲勋在严酷的逆境中得以保全性命，并且在此期间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为后来复出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新时期邓小平情系教育二三事

正"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少年强则国强。"基于此,邓小平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尤其是第三次复出后,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切关注和谋划着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奠基工程——教育事业。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为此,他一经复出就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抓管教育和科技。这里主要撷取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心系教育的几则感人故事,知微见著地折射他倾情祖国未来的赤子之怀。     

严冬后的早春——中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始末

1977年—1978年,中国社会最先解冻的是教育和科技。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担任“后勤部长”,抓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迅速召开了科教座谈会,推翻了“两个估计”,拍板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和选派留学生制度,曾倍受摧残的教育最早迎来了严冬后的春天。     

纪登奎所经历的人生风浪

纪登奎,一个既无赫赫战功,又无白区、边区领导工作经历的“老八路”,却在建国初期就担任了许昌地委书记的高职。他卓越的领导和工作能力在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后,政治生命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也为他在“文革”初期仅被打倒半年便复出而且进入中央政治局埋下了伏笔;作为掺进去的“沙子”,他在军委办事组坚定地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进入中央,他的正义和谨慎,让“四人帮”必欲致其死地而后快。在辞去领导职务后,仍在为祖国的发展发挥着余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

十年“文革”结束后,通过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1977年10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指出：“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     

强化措施 规范管理 努力提高行风建设水平

几年来,长岭县国土资源局党委坚持以“抓行风、树立自身形象,抓服务、振兴地方经济”为原则,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切入点,大力加强全系统的行风建设,收到了明显效果。明确责任层层抓行风长岭县国土资源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工作纳入了“一把手工程”,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协助抓、职能部门具体抓的“三抓”工作机制。把行风建设纳入目标责任制管理,实行第一责任人亲自抓。县局局长与各     

"大闹怀仁堂"后的谭震林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在1967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同“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彻底打倒谭震林,用尽一切卑劣手段,诬蔑他是叛徒。面对康生、江青之流的诬陷,身处逆境的谭震林仍然坚定立场,大义凛然,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抗争。林彪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对“文革”以来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明确表示要给谭震林平反和恢复名誉。但在“四人帮”把持下,对谭震林的诬陷不实之词,并未从组织上正式平反昭雪。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谭震林才彻底平反。在党的十一大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如何看待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理论问题上,他坚定地站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边,投入了这场大讨论。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     

中小学党建目标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2001年,中共宁波市委教育工委在直属单位和中小学着手建立党建目标考核制度,目的是通过制度建设抓规范,队伍建设树典型,经验交流促发展。经过几年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创办人民满意教育、推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中小学党建目标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做法为了使基层党建目标管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在工作中,我们着重把握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科学制定目标体系。为了保证考核指标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我们坚持“三个结合”:一是定性考…     

周恩来与“全面整顿”

1974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     

福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备战运动的互动关系析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在形式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执政实践中却承袭了战争年代的领导方式和社会动员方式,民主法制建设由向健全起步日渐走向毁损,错误形成“抓运动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备战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其实践中一环,两者互相交织,彼此促进,日益“左”倾,在“大跃进”和“文革”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