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与东亚的地区主义

东盟给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地区主义提供了一个“检测事实”的方法。它能指出哪种区域合作的方法可以推广，区域一体化又能深化到什么程度。     

竞争性地区主义与亚洲合作的现状及未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兴起成为亚洲合作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不过,竞争性地区主义对于亚洲来说并非一个新事物,而是长期孕育在本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和中美竞争的加剧,亚洲竞争性地区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向:以经济为出发点的合作导向逐渐让位于安全,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大国权力博弈的工具,制度竞争的内容也从表面的规范之争迈向背后的理念价值之争。这种变化对中美关系发展、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亚洲合作的前景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了防止亚洲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发展滑向恶性竞争,包括中美在内的泛亚各国,应努力促使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两大机制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兼容共存,避免两者成为完全对抗的国际机制,并在部分特定领域共同为亚洲各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     

比较地区间主义：演化、路径与中国视角

地区间主义探讨地区与地区互动,在地区主义理论影响下,兴起了比较地区间主义的研究。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类似,比较地区间主义试图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走出地区研究的“欧洲中心论”,基于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非西方的经验。比较地区间主义研究从功能、制度、影响和类属四个维度入手,探究世界上不同地区行为体对外部世界影响的路径和效果。基于比较地区间主义,“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是中国地区间主义的重要实践,功能在于实现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倡导“软制度”,基于准地区间主义或跨地区主义,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融入世界提供实现途径。     

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

本文将地区认同分为三种:归属性地区认同、回应性地区认同和功能性地区认同,它们分别影响着地区主义的内聚性、对外性和实用性。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这一地区的归属性地区认同较弱且散乱,回应性地区认同尚处于萌芽状态,而功能性地区认同则日益增强。相应地,东亚地区主义的内聚性和对外性较弱,而实用性很强,这是东亚地区主义活跃却松散的原因所在。     

上海合作组织:基于共识的地区主义建设

上合组织建设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主义属性,各方具有地区主义共识.20年来,上合组织不断凝聚和逐步丰富的地区共识、特殊权力结构中引导者与参与者的正向互动,以及多元利益博弈中反复磨合和不断累积成果的建设过程,是其与其他类似区域合作机制的不同之处.这样一种范式为地区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新型模板.但上合组织也存在仍需谨慎应对的内...     

地区主义与中国

在国际经济学中,通常把地区主义看作是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就是单个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①。在国际关系中,地区主义界定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了较为宽泛的地区合作安排到地区制度的建立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一体化现象。地区主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正如“ism”(主义)这个后缀词所体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观念信仰。用一句话来说,地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坚持地区层次的安排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法。它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价值的追求,这种秩序可以指特定地区内的秩序,也可以指作为实现世界秩序的一种方法。地区主…     

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与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秩序一直处于转型之中。从域内大国权力分配格局、不同层次制度安排形式及地区认同意识等构成地区秩序的三个要素来考察,美国在东亚地区仍处于政治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和地区认同方面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状况呈现出一种"不完全霸权"的态势。未来新型的东亚地区秩序将在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中国的崛起及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等因素相互博弈的进程中以和平方式确立起来。     

地区间主义——地区合作的新亮点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国际性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加,大多数地区组织都在扩大地区间关系,出现了许多地区间合作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东亚一拉美合作论坛、欧盟一拉美合作、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等.虽然一些地区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定期联系,但从90年代开始,地区间关系的数量才有了快速增长,地区间合作的深度得到了显著加强.     

南亚地区合作：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

冷战的结束使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进一步加深,地区合作成为各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和行动取向。然而,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南亚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阻碍了地区合作的进展。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推进制度化建设和互信建设,培育地区认同,南亚地区可以通过合作安全实现地区整合。南亚地区实现合作安全取决于印度对自身在南亚的身份定位及对参与南亚地区合作自我意识的建立。     

迈向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一种理论尝试

跨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政治上往来密切,经济上贸易频繁,人文上交流深入。建构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有益于增进地区各国相互理解,推动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丰富国际合作内涵,共享地区发展与合作成果。自2015年起,中国先后发起并举办了“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和“‘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由此,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逐渐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实践行动。然而,除了一位印度学者对跨喜马拉地区主义有所论述外,目前尚未有中国学者采用这一概念,更不用说对其进行深度理论阐释。为了弥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有必要从比较地区主义、“一带一路”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视角,对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从而为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基础和方法路径。     

东亚地区主义:源起、动因及未来走向

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自地区外的多重压力、地区内认同力量不断增强以及东亚各国对权力平衡的追逐等共同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但由于东亚地区的现实环境与客观条件,东亚地区主义只能选择通过采取务实合作,实现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

作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也被运用于地区层面,成为很多国内外学者阐释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东亚国家对于均势体系或结构的追逐由来已久,无论是东盟的成立,大国平衡战略的实践,还是由于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等都彰显了东亚地区结构的不断变动,显示出东亚地区国家间追逐权力平衡的过程。     

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及其展望

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是地区权力分配、地区内的制度安排以及地区认同和共有观念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进行回顾,并对其未来的趋势做初步的探讨。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太”之间。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论东亚多元区域主义困境与出路

本文立足于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区域主义发展实践的考察,结合国际体系、国家安全、同盟逻辑与相互依存等国际关系基本变量,分析国际体系的变化如何塑造东亚各国区域政策,如何影响东亚各国做出更符合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区域现实主义”选择.从区域主义的性质、特征入手,将排他性、竞争性和包容性作为考察视角,多视角总结当今东亚多元区域主义发展的潜在逻辑与规律,解释为何东亚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区域主义战略.总体而言,东亚地区包容性区域主义与排他性区域主义、竞争性区域主义相互交织重叠.其中,排他性区域主义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但伴随东亚经济联系的加深,追随美国的盟友也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区域现实主义特征.未来的东亚区域机制的构建,必须基于区域现实主义理念,坚持区域内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并行,反对排他性区域主义的干扰,推动包容性区域主义与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广泛融合.     

从“东进战略”的实施看印度的东亚合作政策

伴随冷战后对外战略的调整,印度开始一改往日囿于南亚、困于中巴、局限印度洋的状况,在积极发展同美、俄等西方大国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实施以东盟为突破口的“东进战略”,并因此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一个日趋重要的域外因素。但是,“东进战略”的实施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印度国内问题和印巴危机、印度的大国构想与东南亚国家“平衡外交”策略的冲突、中美日等亚太大国在东南亚的竞争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其“东进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受到制约。印度要想与东亚国家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开展合作,未来仍将面临诸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