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失落的自由心证制度

正义与公平赋予司法权以神圣性和权威性 ,正义与公平本身却取决于社会公众的信任。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是裁判者之上的裁判者 ,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实质上是一致的 ,只是表现程度和形式有差异。主观性和客观性构筑的证据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自由心证制度的现代意义 :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受到合理性制度的限制 ,裁判者“内心确信”过程体现科学性和法定性。“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为裁判者提供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这弥补了“客观真实”标准的不足。     

发现真实与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之衡平——论现代自由心证制约机制的建立

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是进行诉讼的基础,保证法官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自由评价、判断证据则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传统自由心证虽能保障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现案件真实,但却因其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容易导致法官主观擅断和恣意,随着现代自由心证内部和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将法官在评判证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行使,有效解决了两者间的冲突和矛盾。     

自由心证之初探

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心证 ,随着历史的发展 ,其不合理成分逐渐被扬弃 ,今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其所表现的不仅是一条证明标准 ,而且是重要的证明制度 ,从概念分析、逻辑分析、现实分析这三个维度出发 ,深入地阐解了自由心证深厚的价值底蕴 ,以及它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今后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     

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制约机制研究

随着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如何控制裁判者在事实认定中的主观随意性已成为自由心证制度的主要任务,而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已大大丰富了自由心证制度的内容。通过对自由心证制约机制的比较法考察,以期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建构并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制约机制。     

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研究

自由心证原则已经在当代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中有明文规定和制度化实施.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包括人的思维非至上性,以人为本和法之不确定性.当代中国构建自由心证制度的障碍主要体现在理论认识上存在偏差,立法上态度暧昧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不自由"和"超自由"并存的尴尬现象.对此,应大胆借鉴国外有关"自由心证"制度的先进立法经验,正确理解"自由心证"的含义,改变立法上的暧昧态度,保障司法的独立性,从而推进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毒品案件主观认定中的自由心证

在并未明确和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我国,自由心证已在刑事证据审查的广大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证明作用。基于毒品犯罪证据收集中的实际困难,司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并否认自己主观明知的案件中,较多地从客观证据出发,运用经验规则与逻辑规则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心证)。然而,自由心证是否公正和理性,则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学识、经验和道德操守。     

自由心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由心证一直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就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看,作出立案、逮捕、侦查终结、起诉、判决的决定,其实都是“心证”的结果。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没有作出直接规定,但从许多地方可见“自由心证”标准的端倪。我国的刑事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以并且必然要合理吸收自由心证原则的。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完善司法运作机制,是确保自由心证原则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实事求是"和"自由心证"——兼论自由心证在中国的构建

实事求是证据原则与自由心证由于阶级理念、思想派别等原因在中国一直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本文通过探讨实事求是与自由心证在刑事诉讼中的和谐统一,对自由心证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展望.     

民间借贷纠纷之自由心证探究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一般认为借条具有既证明借贷合意存在又证明出借人已履行款项交付义务的证明作用.在原告持有借条的情况下,若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还款事实,从表面上看,则法官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支持原告的诉求.然而,现实生活千姿百态,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不乏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就必须诉诸法官的自由心证.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民事裁判视角下的追问

针对自由心证制度,从民事裁判视角发出三个追问:是否存在绝对的自由、我国裁判者是否具备践行自由的能力、自由应以何为缰?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其历史发展脉络中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或不自由,自由和规制是在不断博弈中推动证据制度向前发展的。在我国,裁判者尚不具备充分践行自由的能力,需要完善内外系统来防止司法恣意,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     

刑事诉讼证据分类重构与“合理心证”的引入

＂合理心证＂的引入和运作,需要对现有证据分类和证明力进行重新审视,构建以证明力为标准划分的纯（一类）客观证据、纯（一类）主观证据及次（二类）客观证据、次（二类）主观证据等主要种类,并在重视隐性证据作用的基础上,对心证过程施以合理制约和公开监督。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必要与可行：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

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将来作进一步修改时应当充分关注这个问题。     

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

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世界著名证据法学者达马斯卡所著的《漂移的证据法》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不乏启发意义。英美国家具有独立的证据法,大陆法国家则倾心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缺乏独立的证据法。我国应当实行规范证明和自由证明的混合制度。     

司法公正视野下的法官心证公开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应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但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众多制度与措施的保障.法官的心证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各种保障司法公正的制度与措施得以落实的必要条件.心证公开包括心证的条件公开、心证的过程及理由公开、心证的结果公开与心证结果的监督机制公开.法官心证公开要彻底实现,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也应当跟上.     

论证据的可采性

在英美法系中,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的重要性、关联性等一起构成证据的属性或要素。只有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被法律容许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因此,证据的可采性关系到证据的接受予否,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的证据法学的改革应当在总体上借鉴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的前提下,以英美法系证据采用规则和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必要的补充。     

论任意的诉讼担当之法律构造

任意的诉讼担当是对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的突破,我国现行法对其的规定较为零散,范围过于狭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律师代理制度及诉讼费用制度等限制因素的影响。德日台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以选定当事人制度和团体诉讼为中心,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任意的诉讼担当体系。我国应在完善当事人确定理论的基础上．以代表人诉讼为中心,引入团体诉讼制度,适当扩大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重构我国任意诉讼担当的理论体系。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几个热点问题聚焦--从足协打"假"事件引申开来

足协打"假"风波涉及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有关行政认知,自由心证和比例原则等几个敏感问题.其内容深刻涉猎证据法,程序法的热点理论.本文在评判国内立法和行政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国内外有关理论、立法与实践,探讨和设计出我国的相关制度,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