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的物

民法中的物属于客体的范畴，是人之外具有财产属性的对象，这决定了它的-般构成要素。物的意义具有层次性，在物权法和债权法中分别遵循不同的构成标准，并能影响权利构造。如此错落有致的搭配，不仅使物在民法中自成系统，还使物与人、权利等其他系统产生有机关联，具有促进民法体系化的功用。     

民法上人格物的确立及其保护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一旦受侵害而致毁损灭失,将给人带来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但我国民事立法对这类财产缺乏系统的关注,因此保护力度不够。基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借鉴国外法学研究的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创建性地提出“人格物”的概念,并对之予以科学、合理的界定,同时将其上升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物权加以保护,这对于完善我国的物权立法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再论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及方法

将自然资源界定为准物权的客体，只有将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排除于准物权的体系才可成立，且需要进一步类型化。对于野生动物，至少有三种解读，即原物与其成分及其关系、单一物与集合物简单对应关系、单一物与双重集合物对应关系。每种解读的法律构成和效果不尽相同。“一定之水”与“局部的水资源”所指向的对象在实质上相同，而非不同，但以哪个为基点，在理论说明上会有微妙的变化。狩猎权的客体不是单一的个体野生动物，也不是单一的狩猎场所，而是一定的狩猎场所与其承载的局部的野生动物资源。     

论公司财产权性质

在现有对公司财产权性质的讨论观点中 ,“相对所有权说”有违“一物一权”原则 ,“经营权说”是对传统所有权理论的扭曲 ,实践证明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 ,“法人所有权说”无法解释公司财产中无形财产等的性质 ,均不足以解决公司财产权性质问题。事实上 ,公司财产权是一种准物权 ,其客体是被“视为一物”的公司财产。     

论网络虚拟财产及其民法保护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游戏已经成为现代年轻人一个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网络虚拟世界变得越来越现实起来。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确认与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法律研究的新课题。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开始认同网络虚拟财产存在其固有价值。我们对于网络虚拟财产这样的新生事物,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应该是我们开放的中国的立法思想模式。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其保护

随着网络经济产业的发展,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呈日益普遍的趋势。然而,我国法律还没有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属性及其交易的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本质上作为一种电磁记录,是一种特殊的物,网络服务商对其拥有所有权。使用者通过网络服务消费合同取得使用权,是基于合同取得的租赁权,在合同期限内,使用者的租赁权可以对抗服务商的所有权。     

论作为数据权益客体的数据集合

数据权益是指数据管控者对其管控的数据享有的权益。这种权益应受民事法律保护。但对于数据权益客体为何,理论界存在争议,形成了"数据非客体论""数据信息论"及"数据文件论"等观点。从规范精当角度而言,将数据权益客体界定为"数据集合"较为合适。"数据集合"是指由一定数量的符号化数据按照某种目的汇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数据包。以"数据集合"概念统领数据权益客体范畴既符合数据权益客体研究的基本方向,也契合民事权利客体体系发展的内在需求,还吻合数据要素市场建构的实践目标。对比"数据集合"与传统民事权利客体可知,"数据集合"是有别于物、知识产品及人格利益的新型民事权利客体。"数据集合"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可区别性及可识别性应采取有别于传统民事权利客体的确定和公示机制。"数据集合"区别机制建构可采取事后判断模式,"数据集合"识别机制建构可采取交易确定模式。     

民法视角下物的概念之反思

物作为民事权利客体之一,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由此对物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至关重要,传统的物的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物的种类,使得我们基于不断涌现出的物的种类,总结物的发展,从而时现有的物的概念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物的概念,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物.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民法保护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网络游戏产业的兴起,围绕着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产生了许多纠纷,造成了网络游戏运营商及大量网络游戏用户的损失。由于有关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和法律性质不明确,致使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处于空白的状态。本文通过对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的基本属性及相关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网络运营商与网络游戏用户之间是一种围绕着网络虚拟财产的债权关系,应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法的保护范围。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论请求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

作为基本权利实现与保护的技术性手段,请求权是从动态角度对权利所作的观察。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作为物权的保护性权利,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在逻辑上是处于一个逻辑层面的以物权保护为使命的权利。     

当代中国农民权利保护的特殊性及其内容建构

我国农民权利保护研究表明,农民权利保护应当重新树立权利理念、建构权利保护内容。农民权利保护产生的特殊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使当代中国的农民权利保护在权利主体、现实条件和权利保护目标等方面具有与其他群体权利保护不同的特殊性,从而决定了农民权利保护内容的复杂性。农民权利保护的内容应当分为三个层次：人权层面上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的权利,农民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在特殊条件下急需特殊保护的权利。     

著作财产权客体结构中的使用行为——审视著作权法权利作用“焦点”的一个阐释进路

知识产权客体是一种多重构造体系,除涵盖知识产权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以外,还存在知识产权支配客体(使用行为)与行为客体(抽象物)之分。就著作财产权而言,权利作用"焦点"的行为客体路径更多制造的是表述模糊的历史性概念,在权利边界的设定方式上难以限定,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困境。著作财产权的支配权能并非指向独占之作品,而是限制他人对作品的某些使用行为。支配客体(使用行为)路径始终贯穿于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思路当中。在反思著作财产权的支配客体,对使用行为进行定性与价值判断时,应避免时下"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传统规则的价值偏向与闭合趋势。使用行为的"商业性"和"公开性"(即"公"、"私"区分)作为"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等使用行为定性及价值判断基准仍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作用。     

论《物权法》中强制转让物权的法律维度

任何有物权立法之国家均无法回避物权强制转让的内容。依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发生的物权强制转让并不违背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相反,是对意思自治原则并无绝对性的最佳注释。强制转让物权必须注意强制转让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强制转让与权利实现目的之间的关系。鉴于强制转让物权是对权利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故物权的强制转让之发生应当具有一定的前提,即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意志与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这意味着只有当权利人行使自己之物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方产生物权被按照法律规则进行强制转移的可能。物权的强制转让具有其一般条件和限制,它们与物权转让发生之前提共同构成了强制转让物权法律维度的主要内容。     

论私权的微观构造模式及其在知识产权法中的适用

权利的微观构造理论旨在解决权利体系内部处于各不同层次的权利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并以此为参照,构筑和完善一国的法律制度。在私法领域,民法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对权利人私有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知识产权法也不例外。深入分析并揭示私权的微观构造模式,有助于我们厘清诸民事权利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法,为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基于对民事法律制度的考察,对于一项具体的民事权利而言,合理的权利构造模式应为原权利、请求权和救济权组成的三元结构,且该三元模式已经得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确认。     

民法的法源与法学方法

传统理论认为法源问题跟方法论并无关联,其只能被归结于立法论的范畴,但这种理解多半跟传统法学理论对法源的定位有关,在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未必准确。实际上,民法的法源不仅是民法基础理论的重要问题,更是民法方法论的前提性判断,是研究民法方法论的起点。     

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两个基本问题

从我国民事诉讼领域观察,回避制度在回避原因、适用程序两个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在实践中导致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后果。有必要对我国回避制度进行规范分析,并对司法实践运作状况加以考察,对民事诉讼回避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

土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主体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正的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农村、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应当从公开性、公正性入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物的概念与财产权立法构造

理解民事财产权利及其立法构造 ,必须厘清民法物的概念。自罗马法以来 ,物的概念之争从未停息 ,物与财产更是纠缠不清。加之 ,现代高科技发展 ,物之形、物之体均呈前所未有之态 ,这不仅为理解民法物带来困惑 ,也造成民事财产权利立法构造的混乱。文章从历史演进、立法比较以及文化学的视角对物与财产界说进行分析比较 ,在此基础上强调民法最根本的属性———可支配性 ,并认为物之立法体系不同乃法律发达之结果。循此思路 ,文章对对《物权法》、以及《民法典》中的物的立法体系提出自己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