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定义为切入点,列举不同国家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从而对中国罪刑法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为切实改善中国面临的实际罪刑法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论罪刑法定原则

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不仅必然要求实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决定该原则的内容。罪刑法定原则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体现了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其价值取向随时代变迁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就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刑法领域的法治化。     

论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的特点,使之明显区别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要正确处理处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完善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     

论物权法定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历经十余载,期间对草案进行了六次审议,终于在2007年3月16日通过,并在2007年10月1日实施。《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工作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而颇受关注的物权法定原则最后被《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言简意赅的条文不但是物权法与合同法的重要区别,而且构成了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构架,支撑着整个物权法体系。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应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对待。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堪称罪刑法定原则的"魂魄"。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表征,而形式安定性与实质安定性则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除了面临着刑法适应性与司法能动性的挑战,更面临着"安全刑法"乃至"仇敌刑法"的挑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可以从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寻求保障。通过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最终意义在于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     

新解处分原则中的“处分”

德、日等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中的“处分”与民事实体法上的“处分”一脉相连,主要围绕诉讼标的展开且具有约束法院的效力。与之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却将处分原则中的“处分”简单理解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权利的自由”,将“处分”混同于一般权利的“处置”,结果直接诱发了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泛化与非约束性。有鉴于此,我国有必要还原处分原则中“处分”的本意,将其与实体法上的“处分”联系起来,界定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特定诉讼权利以实现在诉讼中主张、变更或抛弃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是在反对罪刑擅断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从确立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随着刑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罪刑法定原则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具体内容也不断发展完善。本文试论述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因的基本内容。     

论约定优于法定原则

约定优于法定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消费合同中,这一原则受到了挑战,完全遵守这一原则会形成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因此重新审视这一原则,适时地赋予约定优于法定原则新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文章在探究了约定优于法定原则之后提出在消费合同中应当推行约定有利的原则,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对象

对《物权法》第5条的解释表明,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对象限于物权种类和内容,不应包括物权变动、公示、效力等其他事项。物权种类是指各层级的物权类别,物权内容是指各类物权的权能及其限制,有关它们的法律规定分属种类规范和内容规范,与《物权法》第5条相比,它们是应先予适用的具体规范。当事人约定的权利不符合这些具体规范的,再用《物权法》第5条来否定该权利的物权地位,但该约定的法律效力与此无关。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 ,学界对处分原则一直存在着误识。这些误识源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国家干预理论和传统的审判理念。对处分原则的误识导致了我们在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处分权行使限制的扩大化。从民事诉讼的特性和民事纠纷的性质来看 ,这些限制都是不妥当的。本文认为 ,应当重新认识处分原则 ,真正理解和贯彻处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建构和运行符合民事诉讼的规律。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论检察监督与当事人处分原则

只有遵循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才能实现民事检察监督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检察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应该具有相互的平衡制约关系，具体包括：当事人处分权对检察权的合理限制关系，检察权对于当事人处分权的干预、监督关系，以及检察权对于实现当事人处分权的保障关系等三个方面。     

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在我国的现实困境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在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它有其自身的特定含义和发展历程。此原则全球化蔓延不是偶然，其时各国对立法技术、立法程序公正、司法解释的发达程度及司法环境等有一定的要求。中国于1997年引入罪刑法定，这在当时的技术层面及司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必然会导致一定的冲突，这些冲突包括立法和司法等各个方面。     

论行政刑法规范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

行政刑法规范是规定对违反行政上义务的行为予以相应刑罚处罚的法规,在我国仍然是基于刑法上明确规定的罪名而予以制裁的法规。它并不是独立于刑法的其他的特别部分,而是刑法固有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在刑法规定有可以不适用刑法总则的特别规定时,适用该特别规定,而在有关犯罪以及刑罚的基本原则方面仍应适用刑法典的规定。至于空白行政刑法规范,由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基本轮廓以及刑种与刑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只是将其一部分构成要件授权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补充,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适用的几个基本问题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作为排他性财产权的一项权利构造技术，并不必然排斥通过适用其他法律对新型知识性利益提供某种非绝对权意义上的保护。它所要强制的，只是创设知识产权效果的不发生，不一定意味着违反它所创设的权利就无法获得任何保护。在审理涉及某种新型知识性利益诉求的纠纷时，法院应准确理解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法律性质和规范意旨，作出妥当的裁判。     

法定主义还是法定原则

法律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作出严格限定，在立法上谨慎创设权利；在司法方面要求司法机关不得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作任意的扩张解释。这种借鉴物权法定原则的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如果被误读“提升”为“法定主义”，并将其与自然权利观念相对立，则无助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理解和发展，对实践无益，对理论有害。     

法定主义还是法定原则

法律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作出严格限定,在立法上谨慎创设权利;在司法方面要求司法机关不得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作任意的扩张解释。这种借鉴物权法定原则的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如果被误读"提升"为"法定主义",并将其与自然权利观念相对立,则无助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理解和发展,对实践无益,对理论有害。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命运

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刑法普遍确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是惩治规范国际犯罪和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刑事规范.国际刑法遵循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走过了一条坎坷之路.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路在何方?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

如何正确处理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应然关系 ,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二者关系的错位进行了检讨。在此基础上 ,本文就处分原则与起诉、裁判对象的确定、诉讼上的舍弃与认诺、撤诉等相关程序制度的整合问题作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