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两种对立领导理论的历史考察

“法治”与“人治”，既是两种对立的治国理论，也是两种对立的领导理论。作为领导理论和治国理论，“法治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单位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主要应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领导人的贤明。“法治论”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只是认为，国家...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构建"法德合治"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同时也需要德治。胡怀应的“构建‘法德合治’体系”一文指出：法德合治的关键是既要立法，又要立德；法、德合治的基础是确保民权，劝导公益；法、德合治的核心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法、德合治的实质是爱民安民，富民教民；法德合治的实践是法主德辅、法德并举；法德合治的模式是国家推进、民众推进、养德为民、以德勤政。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制度文明与行政伦理建设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治国理论。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因此要加强 行政伦理建设,本文从行政伦理的制度机制入手,探讨了制度建设对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理论与历史都昭示:法治与德治并举是治国方略之真谛。现实国情和历史使命都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法治与德治并举之治国之路,其立足点是现时代的中国国情、重心是治权、关键是创设强有力且互动的“并举”运作机制。     

法治:领导思想与领导方式的重大变革

“法治”作为一种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理论，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理论。作为治国理论和领导理论，“法治论”认为，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或一个单位，其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关键在于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贤明的领导人，虽然并不能否认领导人的作用。法律具有至...     

论德明法威与治国

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本文就私有制公有制下的法、德本质、价值功能及其结合的科学性进行了哲学的探讨 ,结论为 :只有公有制下的“两治”结合 ,才具有治国的科学性 ,“两治”理论具有深远重大的历史意义 ,无疑是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理论宝库。     

行政价值取向的回归--论以德治国思想中的行政观念

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德”治国方略。我们倡导德治,并非排斥法治。德治与法治可以一起为我们所用,以建立一种“有张有弛”的治国风范。行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以“德”治国在行政工作中实施更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行政工作中的以“德”教化,提高公务员的道德水准,改进实际工作方式,进而达到一种既有法制又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行政观。     

公民伦理与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国家公职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中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对当前的公职人员的工作与处事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西方社会中影响深远广泛的是"契约论"精神,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有利于公民权力空间的成长。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已难以适应公共交往领域,治理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要大力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尤其公职人员自身的公民意识和公民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保障国家和政府职能的正当行使和公民权益的实现。     

佛教伦理:一种全球伦理资源的意义

全球伦理作为一种共享的全球性道德理想,必须在全球各种文明中寻找思想的资源.本文通过对佛教伦理内容的概括与梳理,考察了在"全球伦理"语境下佛教伦理的现代诠释方法,从信仰伦理、社会规范伦理、美德伦理等方面构建了佛教伦理的体系,探讨了佛教伦理思想的特质,展现了佛教伦理作为一种全球伦理资源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意义.     

韩非子廉政思想及其启示

从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到孔儒学派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法制建设理念,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将道德作为主要的规范手段和标准,弱化了法律的作用。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始终推崇以法治国,从本＂法＂兴廉、以＂术＂促廉、因＂势＂倡廉三个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廉政思想。韩非子主张法治,强调以法治贪;主张用贤,强调吏治监控;主张严刑,强调信赏必罚。其提倡的严刑罚、重权势、因人情等理念,对当代社会的廉政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控制

在我国政府尚不具备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一治理工具容易引发行政伦理危机，如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效率危机和公平危机等。而近期改进管理方法技术、中期完善社会治理结构、长期建构法治治理文化是防范和控制这些行政伦理危机、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     

佛教伦理的现代意义——全球伦理视域下的考察

在建设全球伦理的漫长道路上，佛教伦理将起到重要作用。佛教伦理一直保持着与全球人类伦理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与境界。佛教伦理已经具备了为全球伦理作出贡献的基础，并且可以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佛教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亦应继续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被全球伦理所淹没。     

论行政伦理研究范式

行政伦理学如果希望不断积累知识,就必须在其研究领域形成公认的理论范式。范式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在基本的问题上获得共识并形成坚定的信念;以共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行政伦理学以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为研究对象,而道德行为归根结底是遵守伦理规范的行为。规范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前者是制度分析的对象;后者是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对象。行政伦理的制度分析和知识社会学分析是理解行政伦理的必要途径。     

《廉政准则》中的作风建设问题

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爱护干部、保护干部的重要措施。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的目的在于抓好反腐倡廉工作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同时，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并把这个体系的建立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治理腐败要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多措并举。党员领导千部一定要注重良好作风的养成，注重道德的表现和树立公众形象，要将领导干部的作风表现规范化、纪律化。     

当前我国行政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行政道德作为人类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主干部分,对其他行业道德的发展具有特定的导向与示范意义。我国十分重视行政道德建设,并积极运用制度和法制在内的多种手段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培养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自觉。但是,公共行政领域的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对社会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行政道德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明朝初期“重典治吏”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重典治吏”思想在朱明王朝立国执政的纲要中占据指导性位置,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明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民众肃腐惩贪的愿望。反思当下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明初的“重典治吏”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根源上摆脱特权思想的牵制与羁绊,进一步提高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在强化惩处的同时兼施奖励,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Virtue,Law and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Can the Past Predict the Futu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build a case for a third alternative that can reconcile the two opposing views of democracy, i.e., the consensual vs. the adversarial, through a reexam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The paper links the rule of virtue with consensual politics, and the rule of law with adversary politics, By focusing on the roles of virtue and law, and their importance to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iginal and utilitarian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paper proposes a hybrid version of democracy that will continue the dualist political tradition while enabling necessar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